我这个题目，是借用评论家陈福民对王春林批评文字的评价。陈福民是一位有着敏锐观察力和良好大局观的评论家，他借助于对王春林的评价，也传导着当代评论家对当代文学的感情。在2016年6月王春林文学批评研讨会上，陈福民说，王春林的批评，真正践行了当代批评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许多人因为精力限制，因为学科选择等原因不能全力顾及文学现场的时候，王春林的工作方式，令人想起80年代的文学批评方式，他对当代文学的跟踪式阅读、共时性评论，实际上捍卫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信仰，其实是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情书。他的最新评论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2016）》仍然散发着温热的气息。
    王春林曾描述过他对理想的批评家的崇尚，那是“内心里热爱文学，如同宗教信徒一般地理解着文学的人”。对于当代文学的关注方式多种多样，感性和理性，历史感和当代感常常在同一个批评家那里呈现相互召唤和并置关系，王春林这样的表述，不能说没有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感触，但更多的，还是对自身批评活动的情感状态的描述。难怪和王春林有近距离接触的续小强会把他描述为一个“亚斯伯格症”人。这个文学批评中的“亚斯伯格症”人，对于他认定的东西，表现出特别的依恋和执著，甚至固执于自己的“狭窄”的兴趣。对于王春林来说，一旦投入“狭窄”，他就将狭窄变为宽阔，时而埋首其中，时而仰望星空，投入当代文学的广阔世界，把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文学评论中合而为一。
    王春林一定对李健吾深有心得。李健吾是从山西走出的具有审美情怀和现代理性的批评家。李健吾说：“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者，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相同的意思余光中也有表述，余光中引用钱锺书的话说，有些“印象派”批评家只能算做“摸象派”批评家，只得其一，不知整体，余光中形象地比喻说，好的批评家，不应是冰冷无情的法官，好的批评家，应该是具有理解力同情心的辩护律师。王春林的阅读和写作的吞吐量，他紧追、占有当代文学繁复信息的努力，当代批评界的很多同行都表达过惊异和感佩。他是一线的，跟踪当代文学进程，和当代文学现场共鸣的批评家，当代文学的最新成果，在王春林这里，往往会获得最迅捷的阐释和打开。王春林的批评文字，会使我想到细密和蛮野，而细密和蛮野似乎不可分割，他似乎用他独有的方式表达他对文学文本的尊重。批评，“必须得充分地尊重文学文本，必须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也许是出于对文本的尊重，也有对批评可信性的追求，王春林的文章，追求将评价对象所描述的故事与场景阐释到极致，在近乎无节制的铺展辨析中展开充分的文学话题和思想世界。他的批评，老练、谨慎、甚至中庸，有时又像陈晓明所说的，显示出“娟秀雅致”，我理解，这是他对当代文学的积累和占有所显示出的气韵和意味。但是他整体上还是蛮野的，这个蛮野，不暴力，不简单化，不绝对判断，而是显示出诚实和恳切。我甚至还觉着王春林的批评文字还有一种谦卑的底色，这体现在他对当代文学细微的读解中，他似乎并不愿做一个精英式的引领者、教谕者，而近乎本能地在批评文字中显示出了一个当代文学的倾听者、阐释者和对话者。
    我曾经分析过王春林和山西文学批评的关系，山西的文学批评是有气度、有大视野的，从李国涛们到阎晶明们到王春林们，是有传承性的，一个区域的文学批评在常态下会和它的创作状况成正比，他们构成相互激励，相互助推的关系。尽管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地域，显示出宽阔的视野，从对王蒙的评论展开的是反思历史和知识分子命运的话题，但它一定离不开山西的文学批评氛围对他的滋养。但是，我认为，在当代批评家群体中，王春林是一个典型的单打选手，现在，则是单打选手中的种子选手。在他身上混合着学院中的非学院派、非学院中的学院派的特征。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学院传承中，王春林无有严格的师承，无有可坐实的传承。孤独赋予他独立的气质，在积极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成全了王春林，他的文学批评汲取了思潮的养分，但大多是超越了各种论争和“门派”评判的，是忠实于文本阐释的。
    讨论当代批评，知识论和思想论是一个复杂话题。现代批评是建立在原始的感悟论基础上，抑或是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现代批评多是复合式的、是立体状的，饱满的、野性的才华和激情，也需要知识论做支撑，当然知识论要靠思想论来激活。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然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思想谱系。王春林的思想生成，批评思想的建构，发生于新时期文学蓬勃之时，“精神的80年代”，深深镶嵌于他的身体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这也许是发生于当代中国的突出现象，几代批评家开始一起共享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思想背景，不同的是，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时候，一些治文学史者建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实践比较自觉，我们不能说王春林不自觉，由于面对的对象有所侧重，他要处理的是最一线的文学问题，因而，他的谱系性不以体系建构的方式出现，而是以更感性的方式呈现。
    王春林是有自己鲜明的批评观的。他非常强调批评家的人格建构，认为“批评家主体人格建构的第一个层面，首先就体现在批评家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上，作家要想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需要有对于社会热切的关注和思考，批评家要想很好地完成自己文学批评的使命，同样需要有对于社会显示的热切关注”。王春林言及自己批评的体会和追求，说“很难设想，一位远离社会现实，缺乏对于当下社会的一种反思性认识的批评家，能够很好地分析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能够写出优秀的批评文章并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有效地推进社会的有序进步”。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以专注于文本细读阐释为主，但从未丧失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眼光，他所追求的，是在集中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同时，把自己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对于社会、人生、思想、文化诸问题的关切与思考。
    哲学史上有一个思想链，20世纪的福柯曾经讨论18世纪的康德。福柯说，康德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他对某种历史哲学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总是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高贵的时代，高雅的形式，最纯粹的个体”，而他所要建构的谱系学则是“色彩斑斓，包含深意”的，是守候情感、爱和良知的，是对此时此刻保持敏感的，是包含衰败与活力，退化与高峰，毒药和解药内容的，是要把目光放在近处，通过对当代的考察解读，以“卑微的方式接近给人们希望的久远”。福柯的谱系学建构思想，应该会对我们的当代批评带来启示。王春林也许还未意识到当代批评的方法论意义，但他长期的批评实践，使他精神上不断发生着感悟，王春林的文学批评学养藏在感性的表达背后，外在的呈现不同于学科体制下的技术流，而更接近于新时期思想背景下的社会思想流。在当代批评出现细碎化和技术化的今天，如何在批评表达中建立从当代将历史召回的自觉，将过去并置于现在，切入对社会时代精神状态的关切，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展开与当代精神现实的对话，王春林的批评，呈现出了当代批评的反省和进步，寓含着当代批评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