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李新宇教授是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其时我在这所大学读中文，他是中文系的副主任。新宇先生是那所大学的一个传说，他有着茂密的胡子，我们都叫他大胡子老师。后来他离开了曲阜小城，去了东北的吉林大学，不久之后又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这期间，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因为这种关系，我得以有幸阅读了他的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的写作。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尤其是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还是在散文随笔写作（《故园往事·一集》和《故园往事·二集》），新宇先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集诗性的学者和学者的诗性于一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诗性学者。
    诗性的学者
    李新宇教授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五四和五四文学研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话语研究；鲁迅思想和现代文学研究；除此之外，他近几年来特别是在调往吉林大学做博士生导师以后，在大学和大学教育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出了一批很好的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李新宇教授的所有研究都是在继承鲁迅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都很有非常强的当下针对性，都是和他所倡导的五四启蒙精神相一致的。这些研究互相印证，其中五四和五四文学研究是李新宇教授学术生涯的基点，由此展开的鲁迅思想以及胡适等现代文学研究，为他提出的知识分子话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李新宇教授的研究是以一贯之的，其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的。李新宇教授是学者，也是思想家。他先后提出的知识分子话语理念、鲁迅人学思想等原创性研究，在现今的学界可以说都是非常具有开拓性的。
    在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道遥远的风景之后，当下时代对五四精神的误读太多，五四运动面临着“一方面是新旧炮火的袭击，一方面是轻蔑的超越与快乐的遗忘”的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新宇教授提出了“重申五四精神”这个口号，先后写出了《旧战场上的寻思》《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价值重估的尺度》《反传统的理由》等意义深远的学术研究文章。李新宇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的新的语境，虽然超越总是具有特别的诱惑力，虽然谁也没有权利制止各色旗号下对五四的消解，但是，只要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就没有理由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
    重申五四精神，就是要还原五四真面目。面对民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后”学的冲击，五四已经成为一个经历历史风雨反复冲击而面目模糊的五四，也是一个极易被曲解和误解的五四。为了给自己还原五四提供强有力的论据，李新宇教授还陆续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写出了《1942：陈独秀魂归五四》《1929：新文化危机中的胡适》《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等学术文章。
    李新宇教授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继承鲁迅精神的战士，一个具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一直以这样的要求做人做学问。可以说在知识分子研究这个领域，他的为人和为文、研究和实践是非常一致的。李新宇教授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立场，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他对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话语，走向民间的行为是非常担忧的。
    进入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对自己的启蒙立场产生的怀疑，纷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进行反思和批判，面对“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的呼喊，知识分子渐渐远离了话语中心，走向了边缘。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下各种各样的“后”学思潮的侵入，一些缺乏定力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了为自己招魂的无奈之举。现代知识分子步入了一个精神疫区。
    为此，李新宇教授写出了《走出民间的沼泽》《警惕‘自我批判’的陷阱》《招魂的尴尬》《现代文化基地的守护与重建》等文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不仅如此，李新宇教授还对几个知识分子作家进行了个案研究：《精神康复之路的探寻》对散文作家筱敏的创作进行了观照；《拒绝遗忘与守护现场》对散文家刘烨园的作品思想做了全方位的阐释；此外，还有《穿越栅栏的言说》《人性是如何丧失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立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思想境界，对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人格品质和学术追求做了系统研究。
    白菜萝卜，属于正常人的正常的日子。补品和养药，属于将死之人。——李新宇先生画作
    不论是五四文学研究还是知识分子话语的倡导，李新宇教授的学术兴趣一直都没有离开现当代文学这个领域。他对当代文学一直都不是很满意，1998年我和他有过一次对话，这些谈话整理成文章以后发表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后来收入拙作《灯下走笔》。他说现在炒得最火的那些东西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批评界往往被一些泡沫所吸引，当然，底下是不是真有好作品也是一个疑问。
    在现代文学这一领域，李新宇教授倾注了很大的学术精力，包括《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中国现代文学主体的三重变奏》《国民革命与新文化的危机》等论文，对文学的启蒙精神承传的断裂和文学主体走向民间的盲目表达了担忧。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在九十年代初开展的“人文精神讨论”就是一个突出案例。在这次讨论中，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人文知识的缺失的忧虑。在讨论中王晓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化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的话基本上代表了有良知的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忧思。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问题，学界一直流行着“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李新宇教授认为，“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因此，李新宇教授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构成的三重变奏的观点。
    那么支撑李新宇教授这个“三重变奏”观点的基础是什么呢？他得出这个论点的理由又是从何而来？李新宇教授一向注重材料的考察，他一般是不会轻易亮出那些具有颠覆意义的观点的。在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境遇以后，李新宇教授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存这三种核心意识，分别是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体相互联系而又互相冲突，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因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基本的矛盾结构并决定着文学发展的面貌。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个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李新宇教授并不认同那些躲进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的选择。他在治学的同时还关注着当下民族的生存环境，可能是他一直呆在高校里的原因，他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写了不少针对大学教育的文章，其中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上的《大学的“官场化”及其后果》《大学教育缺失什么？》《大学教育的三大缺失》《大学教育：公民意识的严重欠缺》等文章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他指出大学官场化和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这其中包括知识的残缺、价值的混乱、道德底线的崩溃等等。另外，李新宇教授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对学生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还十分欠缺，这样下去的后果是大学只能培养一个个缺少人文关怀的知识人。
    对此，李新宇教授十分忧心。从骨子里来说，他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性学者。
    荷戟独彷徨
    以上所述都是李新宇教授提出来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但最能奠定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地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所提出的鲁迅人学思想。李新宇教授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他以卓越而独特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正是这一人学思想体系成为他卓然不群的标志，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这方面的论文包括《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鲁迅人学思想论纲》《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等，在这些文章中，李新宇教授不仅阐释了自己对鲁迅人学思想的独到发现和认识，而且还对鲁迅所特有的话语系统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要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要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鲁迅不能不成为首先关注的范本”的结论。
    在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李新宇教授和鲁迅之子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正式出版，该书收录了鲁迅的文学创作、翻译、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全部作品。从1938年许广平等人编了第一部《鲁迅全集》，到1958年版、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再到2005年的修订，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就像是一部微缩的历史，留下了不同时期的烙印。正如李新宇教授所说，“鲁迅著作的注释从一开始就纠缠于派系、门户的纠葛之中。”而他领衔主编的《鲁迅大全集》“力求客观、公正，努力超越狭隘的派别立场，以期尽可能还鲁迅以本来面目，还鲁迅同时代的各派人物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③]的确，让鲁迅自己说话，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想这恐怕也是周海婴先生为何选择和李新宇教授一起主编这套《鲁迅大全集》的一个初衷吧。
    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李新宇教授鲁迅研究成就的是他的学术著作《愧对鲁迅》。读完这本书，我才明白早在90年代初，在山东曲阜这座小城里，在这个出过伟大思想家的地方，李新宇教授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我私下里想，也许他应该感谢那座默默无闻的小城，正是小城的安静和寂寞，给新宇先生创造了沉静思索的环境。这也许也是他为什么没能成为明星学者的一个原因。我总以为，以新宇先生的学识和成就，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高等学府，他也许早就成为学术明星式的人物了。但我了解先生，如果真是这样，他会对自己很失望。因为他不会也不屑于去成为那些在学界蹦蹦跳跳的明星学者，他只愿意自己成为一个鲁迅式的思想者。
    还是从《愧对鲁迅》这本书说起吧。有眼光的读者，单单从这个书的名字就可以明白李新宇教授的为人和为文了。
    这是一本凝聚新宇先生心血、散发着新宇先生浓厚的思想气息的著作，这是一本“干货”。书中到处闪现着原创思想的火花。李新宇教授说早在1990年的时候就开始此书的写作了，“为了寻找一种平静的心境，我开始重读‘五四’先驱们的书。”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他随手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文字半数是关于鲁迅的（《愧对鲁迅》），另一半是关于胡适和陈独秀的（已定名为《走近胡适》与《叩问陈独秀》）。当初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李新宇教授并没打算拿出来出版，他说这些“文字既不是散文，又不是论文，书信不是书信，日记不是日记，与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早已逝去的人‘你你我我’的交谈，这算什么？”一方面是对此书的不满意，另一方面先生却又说自己非常珍爱这些文字，珍爱它们“甚至胜过我已出版的任何著作”。这是为什么呢？
    读过此书我终于明白了新宇先生的“矛盾”：此书的写作没有纯学术写作的拘谨，而是散漫的天马行空式的潇洒，而思想恰恰就蕴含在这些天马行空中。仔细阅读《愧对鲁迅》会发现，李新宇教授后来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思想几乎都能在这里看出端倪。
    在《选择：传统与现代之间》，李新宇教授提出：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需要从传统的话语笼罩中解放出来，开拓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独立的空间就是现代性文化基地，一个新的文化生长点。这个问题的提出正是李新宇教授后来所一再阐发的现代性问题的雏形。先生悲哀于一些学人未经考察的论断，在考察了五四时期鲁迅、胡适们的言行后，他提出“现代性”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经济的内容，也包括了政治的内容，同时也包括着文化的内容和社会学家们在论述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时所说的各方面要素。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也不仅是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它还包括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现代化。李新宇教授说我们之所以呼唤现代化，之所以努力推进现代化事业，原因就在于只有通过现代化，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人。那种试图只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而在社会构成和精神构成上保留传统的想法，最终不过是一个愚蠢而有害的梦想。
    如果说《选择：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纵向思索的的话，第二章《选择：本土与世界之间》则是横向的比较。“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在对鲁迅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探索了中国现代性问题。“本土与世界之间”，是在对鲁迅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上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思索了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问题，进而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意义，最后得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并不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是源于西方现代思想资源。
    如前所说，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李新宇就是提出来的又一重要原创命题，也是在鲁迅研究界引起重大反响的重大收获。而这一思想的体现则在《“立人”：沉重的使命》，在这一章中，李新宇对鲁迅立人思想进行了清理，提出，立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意味着精神的健全和人性的完善，同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自由。考察中国既往历史上人性被扭曲和扼杀的原因，不难发现使人不能获得“做人的价格”的力量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组织制度从外部对生命的压迫和残害，也有各种非人化的价值观念进入个体生命内部之后造成种种精神枷锁而对生命的扼杀和窒息。因此，立人就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指向人的内部世界——灵魂的改造，还指向外部世界——社会环境的改造。
    李新宇教授认为鲁迅的“立人”思想包括人的“觉醒”和“解放”两个层次。觉醒是指精神而言的，意味着观念层面上的提升运动；解放却不仅是精神自由的获得，而且包括社会生活层面上自由的获得。前者是对内的，要解决的是自我内心层面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问题；后者是对外的，需要解决的是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体系的问题。对内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价值重估和批判国民性以打破各种精神枷锁；对外的途径主要是反对压迫和奴役，使人获得独立存在的合法性。李新宇教授把前者称为立人的内部工程，后者称为外部工程。提出为了实现前者，必须批判国民性；为了实现后者，必须反抗一切压迫、剥削和奴役，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无论是内部工程还是外部工程，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人。李新宇教授对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立人工作所面临的困境看得很明白，谈到立人的现状，李新宇教授动情地说：中国现代的立人伟业从鲁迅和胡适陈独秀开始，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然而，我们仍然只能说：任重道远。
    立人必先启蒙。鲁迅因此也必然成为启蒙主义者。针对学界存在的启蒙思想旨归问题的争议，李新宇教授在《关于启蒙主义》谈到：启蒙的目标是人，而不是国家；是人的解放，而不是民族救亡。启蒙与救亡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行为体系，各有其独立的运行轨道，而这可能相遇、相交，但启蒙并不从属于救亡，更不是民族主义的副题主部。什么是启蒙，什么是启蒙主义，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李新宇教授认为，历史地看，20世纪初中国思想启蒙的基本思想线路应该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进化思想批判以至否定僵化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第二个层次是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的批判与否定，建立全新的道德观和文化观。
    对于中国当下的启蒙环境，李新宇教授清楚，现在并不比鲁迅生活的年代更好。他承认，知识分子其实力量及其弱小。改造国民性，远远不如让饥民吃饱肚子，或者让国家富强更有号召力。虽然中国人活得实在不像人，但这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的。更容易意识到的，是你的呐喊破坏了他们的好宴席。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
    李新宇教授清醒地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确不是很成功的，但这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历史提供的机遇。是偶然而不是必然。正因为这样，才使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在今天的重新振作成为历史迫切任务。由于历史提供的条件，启蒙没有能够成为进行下去，这是民族文化的悲剧。知道历史前进的这种艰难，知识分子更应该清楚自己使命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而不应该由于失败而放弃立场，甚至把不属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罪责也归于自身。正因为如此，在启蒙主义已经很不光彩的时候，李新宇教授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启蒙主义立场。新宇先生愿意做最后一个启蒙主义者。先生继承着鲁迅的遗志，走在鲁迅所开创的立人道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愧对鲁迅的不是先生，而是背叛鲁迅道路的其他人。
    在《愧对鲁迅》一书中，李新宇教授还考察了鲁迅对权威和大众的态度，分别以“权威面前的姿态” 和“大众面前的姿态”为题，对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批判。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他所批判的这些，在当今人文知识界仍然大面积地存在着。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天性，让他们放不下庙堂和山林，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处于在野状态，他们心中想的永远是自己的“前途”。而这些，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摒弃的。
    正如李新宇教授所说，任何人的形象都是自己塑造的。鲁迅先生塑造起了自己的伟大人格，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这种光辉不属于官僚，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中国的大众。能够如此者只能是少数获得了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使命的知识分子。于是，李新宇教授开始了“独行者的彷徨与坚守”，开始寻找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及其可能性”。
    学者的诗性
    当下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以潜心治学，皓首穷经，经年端坐案头的纯粹学院派学者；另外一种就是以多种笔墨书写人生的忧患型学者，他们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余，常常以文学作品来展示其诗性的一面，展现其对社会的担当。这种类似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近几年来涌现出不少，他们在治学的同时，都写下了不少见出真性情的诗性文字。仅拿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块的知识分子而言，就有较早时期的唐弢、王瑶等。近年来，钱理群、陈平原、丁帆、李新宇、王彬彬、夏中义、谢泳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写出了不少隽永漂亮的学术随笔或者知性散文。从这些迥异于严谨学术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窥探其作为学者的诗性的一面，此可谓学者的诗性情怀。
    在现代中国，学者的诗性书写是一个传统，好的学者往往都是好的作家或者文学家。鲁迅、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五四学者就不用说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称其为大家，就是因为不仅学问做得好，其道德文章更是令人钦佩。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传统，在建国之后就有所中断了，许多人一头扎进了书斋里面，乐此不疲地做起了“学术考古”者，或有意或无意地丢弃了学人的另一副笔墨——见出真性情的诗性文章。好在，这个传统在近年来又得到了接续，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学者大家，即是如此。
    何以避暑？喝龙井茶，读线装书，摇芭蕉扇。——李新宇先生画作
    近期，李新宇教授出版了他的两本散文随笔集，即《故园往事》一集和二集。从这两本散文集中，我们又看到了作为散文家的李新宇的另一面。
    在这些文字当中，有对历史的追问，更有对家园的眷恋；有对风俗的展示，更有对血亲的怀念；有对成长的记忆，更有精神的寻根。李新宇教授在关照自我的来路的同时，道破了时代的乡村精神密码。这些文字虽为文学作品，却仍旧和李新宇教授的学术文字有相通之处——他的所有文字几乎都有着高度的“自觉”。
    李新宇教授在后记中如此写道：
    “常听到主流媒体大讲文化建设，也常见到弘扬传统的各种口号，但仔细打量，除了几千年流传的治人道术，以及经典所载的某些空话之外，百姓生活与其中的那些文化，却正在被无情荡涤。有句话叫‘文化侵略’，当下中国乡间，正遭受一场无力抵挡的城市文化侵略；还有句话叫‘话语霸权’，当下中国乡间，旧有话语也无力抵抗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这一切的后果，已经毁灭和正在毁灭着故园，毁灭着乡土和文化。”
    正因为想到这些，李新宇教授在为文时就略微有了一点自觉：为故园留影，为历史存档，收拾些断碑残碣。这些文字可能只是私情私见，却也是民情民意中的一丝一缕。它们看上去是李新宇教授的个人记录，却也透露出时代的面影。对此，李新宇教授自谦地说：“我的写作没什么立意，不遵将令，不想说教，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亲人和友人，对得起我的故园”。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李新宇教授写下了这些至情至性的文字。
    于是，我们读到了追问历史、回首家园的《故园在青州》《遥想当年广固城》《回首宋朝的青州》以及“故园地理”系列。尽管是性情散文，却也见出诸多思想的火花，比如在谈到青州的归属时，李新宇教授提出，无论青州是一个市，一个县，或者一个府，一个州，或者像南燕那样成为一个国的首都，在他的心目中，它都是以云门山、驼山、牛山、淄河、女水、阳河、弥河作为中心标志的那个地方。“我所日思夜想的，也只是那个地方，与行政区划无关。”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寻找那些辉煌岁月，谈论那些骄傲的往事。而李新宇教授遥望古老的青州，却首先看到了深重的苦难——短短一百年，就先后经过几次屠城，原居民灭绝，无人能够幸存下来。这种不堪回首的历史并非哪个城市所独有，而是民族历史的一个缩影。“我们喜欢以文明悠久自诩，但考察历史，哪一个古城能安然跨越千年？哪一处文明未被灭绝和迁徙所打断？”李新宇教授毫不讳言自己“也是明初移民的后裔，家谱上写得明白：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入青州。”在回顾了移民的血泪史之后，李新宇教授禁不住喟叹官修历史对民间的遮蔽：“我常常想到后街李的祖先。他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把历史的一幕说给了后人，却没有办法把它写进官修的史书，因而算不上‘史料依据’。即使他在天有灵，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歌颂永乐爷的伟大与英明。”这一切都因为“有权势的人，总喜欢把一切重安排”。
    这样的思想火花同样闪现在那些对风俗的展示和对血亲的怀念文字当中。从读来令人动容的《母亲逝世周年祭》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平凡母亲的伟大，即便是在面临饿死的威胁，她“也舍不得把我们送人”，正因为此，“仅仅是因为母亲”，李新宇教授“也不会忘记那个年代，不会宽恕那些制造苦难的人”。而事实上，关于故园的这些文字，也是李新宇先生在“母亲去世之后”写的，“我之陷入回忆，开始时只是因为失掉母亲”，不久，“由母亲扩展到诸多长辈和亲人”，“由亲人又想到那片土地，故园的一草一木，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都顿时珍贵起来”。那些珍贵的童年还是充满暖色调的，比如那些《儿时的歌谣》，依然充满了那么多的温情，这是“当代文坛长期不能容忍的人情、人性和人道”。尽管“我们的古人留下的好东西不多，但毕竟还有点儿人情世态、日常生活，有写实也有想象，有赋有比也有兴。”唱着这样的歌谣长大的人，“会对诗歌有一种朴素而自然的理解。它不会很健壮，却也不至于完全陷入疯狂”。
    若干年前，我曾经在山东的一份报纸连续读到了李新宇教授的 “我的读书生涯系列” 专栏文章，有“小屋读《四书》”“田间读鲁迅”和“山中读马列”，通过这些文章我得以了解了李新宇教授的学术思想之建构历程。《小屋读<四书>——我的读书生涯之一》，记录了先生最初的学术启蒙。在破败的“父亲的小屋”中，通过一本幸存的《四书》，他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孔孟之道。《田中读鲁迅——我的读书生涯之二》记录了李新宇教授与鲁迅的初次“相遇”。正是这次“相遇”决定了他之后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的方向。正是在之前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之后的马列思想的共同参照下，他对鲁迅和五四坚信不移。在《山中读马列——我的读书生涯之三》中，处处可见李新宇教授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那种非常年代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着实令人震惊。这种震惊并不止于李新宇教授比同龄人意识的超前，而是：生活在那样的体制之中，且大多数人又都执着地信奉既成规则的时候，作为一个生存个体，如何去反思身处其中的话语环境？如何去反抗主流话语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又如何突破种种藩篱并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文字？
    在《故园往事》那些关于成长的记忆和对精神的寻根文字中，我又见到了那间小屋，那间“父亲的小屋”。在李新宇的生活中，“那间小屋至关重要。就在那间小屋，我读了《论语》和《孟子》，学会了编席子和斗笠。就在那间小屋，我支起一块门板，画了我的第一套水墨花鸟屏。”遗憾的是，那间小屋没有产生爱情，因为“小屋里没有多少浪漫故事，没有那份甜蜜和美好”，否则，李新宇先生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综上，集诗性的学者和学者的诗性于一身的李新宇教授，在学问、思想和散文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诗性学者。如果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是鲁迅先生的精神写照，如今，它也是如李新宇教授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李新宇先生孤独而又坚强地行进在鲁迅先生曾经走过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先生不孤单。而在李新宇先生身旁身后，正有许许许多的同道和后来者紧跟着，所以，他也不会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