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海派情怀》沈鸿鑫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我非常看重这“情怀”二字。思考和文采，其实都是建立在情怀基础上的。一个人，以近乎一生的力量去从事一门其实是有点枯燥的事业——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去否认，写作是孤独而多少有点枯燥的事——能坚持下来，而且这又是一个那么变化万端的时代，就能让文字闪出生命的光泽来，刻上岁月流过的印记。这就是文化的情怀，文化研究的情怀。沈鸿鑫的海派文艺研究是有情怀温度的研究。
    《文化研究的海派情怀》，是沈鸿鑫研究员继《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2014）《海派曲艺研究的历史帆影》（2015）后，关于海派艺术文化研究的一部新作，也是他关于海派文化艺术研究的收官之作。三部大作，如山呼海涌，蔚然大观，构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海派艺术发展的生动画卷，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海派文化鹰击长空的雄姿，也不难听到它低徊曲折的叹息。这是一个当代文化忠实观察者深刻思考的笔记，积淀了他五十年如一日思考的过程和痕迹。
    沈鸿鑫是当前活跃在文艺评论一线、著作等身、对上海文艺创作起着重要作用的文艺评论家。他也是我的校友、学长。我读大学时，我的老师为鼓励我们成才，曾如数家珍地扳着指头向我历数我们之前那些功成名就的校友，其中就有沈鸿鑫。可惜我不是专心人，有负老师的苦心。1997年，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供职多年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作家协会，出任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其时，艺术研究所在戏剧研究方面实力非常雄厚。老一辈有蒋星煜、陶雄，中年一代有高义龙、李晓、沈鸿鑫、王家熙，和我年龄相仿的有周锡山、朱建明，略小于我的有蓝凡、周巩平、张泽刚……由此，我和沈鸿鑫成为同事。我原来在文学界工作，虽然也喜欢有时候到剧场去看戏，但毕竟属于“外行看热闹”。而且以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至今也依然是半桶水晃里晃荡，而其中的半桶水大都是从他们那里打上来的。可惜我在艺术研究所工作时间不长，也没做出什么出彩的业绩来，同时也失去了继续向各位同仁学习讨教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机缘，过去就永远过去了。
    但他的文章我倒是常常在读的。和我的阅读构成了有趣的关系。一是他用功甚勤，下笔快如疾风，几乎倚马可待。有时让我目不暇接，阅读的速度竟跟不上他写作的速度。二是我读它们的同时，也是它们在读我。读我的对文艺现状了解的多少和思考的深浅。
    沈鸿鑫是海派研究的学问家。他的学问是以五十年的时间、生命熬出来的，有着它独特的吸引人的生命光彩。我不会做学问，好歹还记得当年老师教我的治学方法。学问有不同的路径。沈鸿鑫治学除了他自己概括的特点以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些过人或可资借鉴之处，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很多年来，我们总是用简单粗糙的非此即彼的一点论排斥治学对立要素综合的可能性。沈鸿鑫是个两点论者，没有那种极端化和片面化的取向。
    一是海派文艺实践和书斋学院的结合。从1963年开始，他先后在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创作评论室、艺术研究所工作，从未离开过艺术创作、艺术生产。他的海派艺术文化研究始终关注上海文艺创作鲜活的行进过程，很少漫无目的、空对空的纯粹书生议论。所有的研究材料，写作的灵感来源于上海五十年生动鲜活的文艺实践。他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文艺实践活动，目睹了一部部戏剧作品诞生的全过程，有机会直接接触当时的许多大艺术家。他研究现代京剧，《海港》《红灯记》就特别地“贴肉”，用今天的话来说，非常接地气。而且因为有过参与，有许多大家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弥足珍贵的材料。对于艺术创作非常有启发，对我们这些后来者非常“管用”。由此，他的研究几乎就勾勒了五十余年海派艺术文化的脉络和场景。而且充满了一般书斋学问难得的“在场感”，这也是他们那代中国学人共有的学术品质，很难用简单的价值评判来说其好和坏。事实上，他们也为此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但这种治学之道，容易流于肤浅和粗鄙，时过境迁。沈鸿鑫的文字没有落入这种“活”学问常有的陷阱，在于它仍然具有书斋和学院的基本品格和质地。他始终用在学院熏陶出来的学术性严肃地对待研究对象，避免人云亦云的大路货。特别是《中国京剧史》《京剧文化词典》《中国戏剧史·上海卷》等许多重大项目的负责和主撰，使他的研究和写作带有不妄言、不虚言、扎实严谨的学院气息。同时，他的文艺评论有扎实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功底。该书开卷的《艺术审美三题》等四篇宏文可见一斑。这些特点，使他的研究，哪怕是一般的作品评论，也很少会随着时代变化而过时，甚至有独立见地的对于具体时代的超越。为学不作媚时语，譬如他对何为散文《第二次考试》的评论。在1959年已经开始的大批判的文化氛围中，沈鸿鑫坚持独立看法，对何为这篇带着与当时大气氛不太吻合的有点温情化的散文作出坚定的肯定性评价。
    二是点面博约兼行。做研究写评论有的专精、有的宽泛，各有各的路径，很难说对错好坏。做得好，皆好；做不好，皆不好。沈鸿鑫则兼而有之。他有自己精深钻研过的学问“点”。京剧方面，他对京剧大师周信芳的生平和艺术下过大工夫，对一代大师周信芳了如指掌。他的《周信芳传》《周信芳评传》第一次从艺术人生和理论评价两方面勾画了周信芳的完整形象，是周信芳研究的入门书和必读书。越剧方面，他专注过吕瑞英的唱腔艺术和周宝才的伴奏艺术。吕瑞英早年师从袁（雪芬）派，而后自成吕派。但很少有对吕派的研究，更遑论其唱腔。周宝才是越剧著名琴师。他先后和袁雪芬、范瑞娟创造了越剧尺调腔和弦下腔，极大地丰富了越剧唱腔的表现力，对于袁派唱腔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前辈刘厚生先生也对沈鸿鑫的这些关于戏曲音乐的评论给予了很高评价。戏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区分，很大程度在于其声腔和音乐的鲜明特色，而这恰恰是我们文艺评论的短板。因为它既需要一般音乐的知识，又需要戏曲音乐的知识。但它是戏曲评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点”。正是在这些点上的极其深入的研究，使沈鸿鑫的许多宏观的面上的戏曲研究、文化评论，基础扎实，不虚妄、不空洞。同时，他视野开阔，由点及面。从周信芳出发，走向京剧，由京剧旁及昆曲，由评弹旁及曲艺，然后巡弋于各个戏剧门类，扩展到从古希腊悲剧到荒诞派戏剧的外国戏剧，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出了许多对于创作极富启迪的看法，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在这本《文化研究的海派情怀》里，我们可以充分领略沈鸿鑫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广泛的文艺兴趣。事涉文化，书画、园林、戏文、乐舞，还有名人轶事、风俗人情，甚至花鸟虫草，无所不谈，有深有浅，言必有中且有趣，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才。一篇《周瘦鹃与花鸟虫草》就足以让我们领略沈鸿鑫知识面的开阔。这本文集使我想起了当年广东作家秦牧的《艺海拾贝》。陆游有“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有点可以精深，有面方能博大。
    三是思考与文采并重。评论想写得深刻、有思想，往往难免干涩，要文采盎然有时就不免华而不实。孔夫子就有过质胜文还是文胜质的质文两难的感慨。故，虽然大家都知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是一下笔还是常常顾此失彼。沈鸿鑫努力追慕思想和文采兼备“文质彬彬”的写作境界，是他们那代学人中的佼佼者。文集中《谈园林》一辑的篇章特别有代表性。读其文，如入苏州园林，文章布局讲究，林木扶疏，曲径通幽，其间又不断有自己对苏州园林的独到心得体会，可以看到他对梓翁（陈从周）先生《说园》的学习和理解。文章不是无情物，我很喜欢文集中那些与苏州有关的文字。这些文章虽然有学理，但看似行云流水的淡淡行文中有着一股拂不去的浓浓情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苏州是他的故乡，他有明显的“苏州情结”，苏州一直使他魂牵梦绕。他的挚爱、记忆、怀念、乡愁，时不时会从笔端流淌出来。
    书名《文化审美研究的海派情怀》。我非常看重这“情怀”二字。思考和文采，其实都是建立在情怀基础上的。一个人，以近乎一生的力量去从事一门其实是有点枯燥的事业——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去否认，写作是孤独而多少有点枯燥的事——能坚持下来，而且这又是一个那么变化万端的时代，就能让文字闪出生命的光泽来，刻上岁月流过的印记。这就是文化的情怀，文化研究的情怀。他的海派文艺研究是有情怀温度的研究。
    他的三部大作都带着“海派”的字样。说到海派文化，它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是一个孤独的奇观，是中国文化大地上踽踽的独行者。它的主要遗传因子不是来自单一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而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迫开放后的复合型、杂交型的文化。中英条约屈辱地让中国五口通商，但我们发现，五座城市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在同一起跑线上，上海逐渐地脱颖而出，形成了各方面完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点，就有了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气象。它很热闹，穿行在繁华都市的十里洋场，但它骨子里很孤独，因为它很有点与众不同。它和完全在传统农耕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大部分的中国城市文化不同，它是东风西风界面之间的“锋面雨”，不少传统的文化在这里发生了变异。它摩登、时尚，商业化、市民气，有相当的预见性、引领性和前瞻眼光。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海派曾被人诟病，有恶心海派对海派名声的败坏，也有人们对它先行和敏感的不理解。它的学术、学问也是这样，对时代文化前沿的变化很敏感，未必都那么深刻厚重，但一定有着或隐或现的时代气息。即使做的是古人先人的学问，有时也不免受海派文化思考的影响。
    我想，沈鸿鑫应该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海派学者，他做出了一个海派学者的学问气象。他说，这是他五十多年来从事文艺研究和写作成果的展示，可称“收官”之作。他同时又表示，收官不等于结束，而应该是新的出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曾经的同仁，我乐于见到他志在千里、不断前行的不老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