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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史诗研究国际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否可以说，史诗研究长期以来都是西方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您作为中国学者当选国际史诗研究学会（ISES）的会长，实属不易，这也是把中国史诗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界的好机会。 朝戈金：的确。我在史诗研究领域工作多年，在国际讲坛阐述自己研究课题的机会也比较多。国外的报刊、网站对此陆续有一些介绍，除美、英、日等大国外，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媒体也都介绍过我的学术活动或观点。一些有影响的国外出版物中，引述或胪列了我的个别著述。例如，剑桥大学的权威出版物《古典文学导读》系列中关于西方古典学的著述部分，将我的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英国学者的《史诗概论》里，也提及我的论文。一些周边国家如越南近些年来大力倡导史诗研究，其学者多次把我的研究成果翻译并刊发在学术刊物上；蒙古国则精心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顺便提及，这部蒙古国版本印刷十分精美）。所以，后来我和来自美国、芬兰、俄罗斯的几位史诗大家，借着国际史诗学术会议的场合，提议成立国际史诗研究学会时，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都表示赞同，并推举我做了会长。 如果说，我个人在史诗研究领域做了些许有价值的工作，那也主要是把中国的史诗研究现状和学术思考传播到国外去，其中包括基于中国本土的学理性思考。这些思考，一方面承接了中国老一代史诗学者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国大地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得益于我自己在理论、方法论上熟稔国际研究趋势、方法和模型等。有美国学者在点评我的一部史诗著作时认为，我的研究是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结合的语用学派（pragmatical school）。这部著作中，他们所看重的，是我基于蒙古诗歌的句法分析及从中总结出的一些诗学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史诗学为例，人文科学如何开展国际对话？我国的史诗研究目前有着怎样的国际地位？ 朝戈金：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在西方，史诗学与古典学一直紧密相连，史诗研究领域著述极多、人才辈出。在西方大学的文科设置中，史诗研究方面的课程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大体而言，从古希腊开始，经文艺复兴到当代西方，国际史诗研究可谓历史悠久。另外，该领域从业人员理论思辨能力强，学说和流派迭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众多相邻学科。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史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专家也不多，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基本队伍。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史诗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步子大、热情高、成果多。整体上看，建设数据库，进行资料整理，从事田野调查，发表理论文章等多个环节齐头并进，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也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有关中国史诗研究的出版物已超两千种，其中大部分是在近年产生的。 我们的研究也给国际学界提供了一些新的启发。例如，中国南方各民族中广泛传承的关于“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creation epic & origination epic）的认定和研究，给国际史诗的分类机制提供了新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