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吴重生的诗歌作品朗诵会暨研讨会让我有很多的感触，以往参加研讨会很多，但是这样的朗诵加研讨会，如此大的场面，这么多艺术家的出场，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让我再次想到诗歌同时也是一种“声音的艺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声音本位”，适合诵读式的记忆。一个孩子还不识字，就可以背诵很多诗，他的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全方位的启蒙教育已经开始了。所以其生命的开悟常常是从诗开始的，最先是通过声音传递的，后来才开始读书识字。现代以来，诗歌更多变成了一种文本，一种“意义本位”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现场重新打开了一种可能性。
    吴重生的诗歌作品显然十分适合朗诵。他的诗风也可谓纯正、明朗、向上。而且有意思的是，此时我对面恰好还坐着国家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先生，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主流媒介上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坚定、清晰、干脆，代表着国家意志或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与刚才艺术家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引发了我很多“潜意识”的联想，让我有恍若梦境之感。
    吴重生的诗我们显然可以作为一种现象来看。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很多，我觉得他的诗确实会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甚至是结构性的问题。我这样想，我们这个时代给诗歌的生存方式、传播方式提供了一个多元的现场，写作者完全可以把诗写的非常书面化、文本化，即以意义为本位，写的很艰涩和深奥；当然同时也可以写的非常浅显和轻松，刚才大家谈到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在我看来，他的这种追求声音本位的写法，包括“一日一诗”的倡导，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速写式”的写作。像绘画艺术既可以浓墨重彩、精雕细刻，也可以用迅速而简洁的线条勾画一个轮廓，一个形象。或泼墨，或写意，或轻轻濡染，任意赋形。当代中国的写作也已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写什么”，现在已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写。“怎么写”也是没有限制的，采用哪种方式写、哪种风格写都可以。关键问题是“写得怎样”？这是最根本的。我们首先考虑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时候，是要有自由度的。在微信、微博这样的网络传媒时代，大众文化非常繁盛的时代，诗歌一定还有一个边缘地带，就是它一定有与大众文化，与流行媒介及其艺术形式相接洽的区域或方向。吴重生的诗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看到了其与日常生活感受迅速对位的一个界面。
    这样说无疑是尝试给这样的诗歌以一种合法性的理由。历史上我们的汉语诗歌也历经过许多重大的变化，比如晚唐五代的词，元代的散曲，都是例子，它们曾几何时也不被认为是可以登堂入室的小玩意，但现在却早已被看做是传统的经典形式。从这个角度看，吴重生的“轻体诗”或者或者“速写式的诗”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看到，他每到一个场景，或路过一个地方，获得一种感受，就记录下来。“一日一诗”只是一种比喻，指其随时随地可以获得诗意。这至少比我们每天不加思索地把时间放走，甚至终日沉湎日常生活的娱乐要好得多，至少每天能够和诗共存片刻，对每个人的思想和人生的升华都是一种助益。
    “速写”式的诗歌，顾名思义，即可以不必浓墨重彩的渲染，不必精雕细琢地推敲和打磨，可以很快的写出来。从逻辑上说当然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诗如何才能够站得住，如何能够获得意义，我想用一个词——“趣”，“理趣”的趣，“情趣”的趣，“意趣”的趣。宋代诗人经常讲趣，很多人的作品着重于写情趣，有一些写理趣，在吴重生的诗歌里情趣、理趣都有。不过我以为他写得最好的是“意趣”，不一定非常有“意义”，但是很有“意思”，这样的诗反而是写得好。如同“速写”本身，有时如果把笔画、笔墨用的比较重，反而适得其反，如果用的比较轻逸，反而有意外收获。
    我举一首《我从零下七度走过》，这首诗显然没有太多意义追求。“我从零下七度走过，带来了九级大风，大风掀起所有的房顶，只剩下梁柱在等待凋零”，这就是写一场寒潮的来袭，所说的“房顶”其实是说的树，树冠和叶子都在风中凋零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场景，但他嵌入的方式是有趣的。把“寒流”人格化：“我撕裂北风出门买了闹钟，店家附赠我许多黎明，海淀南路已被另一个世界占领，夜渐深，风一阵阵紧”。或许此时此刻他对于来袭的寒流，对季节交替保持了一种敏感，也可能有一种无意让人觉察的伤怀，也未可知。但他把这些都压抑了，他刻意的用很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复杂的内容，“把门窗关好，不要放冬天进来，北国的冬天已经在室外驻扎”，主人在房间里的感受，与窗外的冬天自然有所区格和对峙。“窗外偶尔飘过一两声汽笛，那是风在传递限期离境的消息”，最后他还是希望寒流尽快的过去，大风快快地停下来。这首诗并没有太多的意义追求，但是读以后让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我想到，这可能就有无意识的参与了，其实现代诗常常并不一定诉诸于人的观念，甚至也不诉诸于人的情感，可能就是诉诸于人的一个下意识。在吴重生的诗里我认为写得比较有味道的就是这类诗。如果我要提建议的话——就是，若要有意识地“速写”，那么干脆手法就让它更轻逸些，让诗歌更有趣，诉诸于人的“意趣”。如此，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局限性”也就少了许多，而现代性的东西就多了一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