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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晶明： 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写作对象——马文瑞。首先马老经历的历史长，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他都是参与者，很多时候也是决策者，可谓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全程见证者。马文瑞长期在部门和地方做主要领导工作，他对高层的决策、顶层的设计有所了解，对下他又是执行者、体察者。所以忽培元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是很难得的，是值得去写三部曲的。通过这样的人物，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是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再现。 从作品本身结构来说，作者就是实实在在地从马文瑞同志出生写到他去世，这种写法好像没有技巧上、形式上的变化，但是这也是一种诚实，而且增加了纪实作品的可信度。在这部作品里，既写了马文瑞的个人，更写了中国将近100年的历史，在小和大之间结合得很好，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说到底，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他这30年长期的积累资料、走访、采访，没有这种深入地了解，光靠做几年秘书工作，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的。这三部曲都在弘扬一种精神，就是延安精神。但作者没有把它放大成一个很空泛的概念，而是渗透在情节与人物里面。作品里面的红线是延安精神，所以书名用“我想延安”，包括《群山》《长河》《浩海》，都是有深刻用意的。延安精神的弘扬在这三部作品里面都是高度自觉，应该说这是作家有想法、有坚持，耐心地孕育出来的一个结果。 刘润为： 这三部曲值得赞扬的主要是作者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从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都贯穿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所以作者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三段历史的本质方面，也正是因为他能够把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本质方面，所以他才能够对传主作出准确的描绘和评价。作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作这样的三部曲，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一个是有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二是共同的文化熏陶。马老和忽培元同志都是陕北人，有着共同的文化土壤，受着共同的文化熏陶。三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价值取向、思想感情上，甚至在情绪上，跟马老有着深刻的相同之处，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就是熟悉人物及其生活。不熟悉马老也不可能作出这么准确的描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问题，大家过去对作品里面关于马老当时的心理描写提出异议，说在革命年代，你怎么能知道当时马老想什么，就是因为他走进了马老的内心，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当马老面临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可以说他的心理描写是成功的，因为这个得到了马老本人的认可。 马老生前我跟他有过不少的接触，通过读三部曲，我对马老的精神境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认为忽培元的这三部曲最大的价值就是准确地传达了马老及老一辈革命家群体独特的精神境界。其中许多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非常深邃、非常博大，如果把它概括为最本质的方面，我认为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担当”。这是核心，其他的一切精神世界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这种深厚的群众观念，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来讲，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又是一个价值论范畴，我认为忽培元的传记把马老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精神品质写得非常深入透彻。所以我认为忽培元的这部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长久的历史价值。 郑伯农： 读忽培元的书、认识忽培元大概也将近20年了。我第一次读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一次传记文学评奖，当时除了这部《群山》获奖以外，还有王树增的《李大钊》。没想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这部泱泱大作。书中有一些章节令人难忘。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老对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他是冲破思想禁区，积极倡导思想解放的。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马文瑞和刘宾雁的对话。刘宾雁写的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陕西的工作。马文瑞起初很虚心地接受批评，但是经了解事实不仅是有巨大的出入，而且基本是失实的。马老很慎重，就让下面再调查，几个组上面下面地一起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是失实的。于是刘宾雁要求和马老对话，马老还是平等对待作家，也很重视作家，他很客气地接待刘宾雁。刘宾雁开始还是说他写的都是符合事实，后来又说不是他采访的，是委托什么人采访的，但是那个被委托的人是非常值得信赖的。马老虽然很客气地对待刘宾雁，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他列举事实证明刘宾雁的采访违反事实；刘宾雁说作家有创作自由，马老就说创作自由也不能自由到任意编造吧！马老态度和蔼但话却是毫不含糊、针锋相对。这样的领导人，既是坚持思想解放，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什么叫实事求是，歪曲事实那能叫实事求是吗？由此我就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界有一场很重要的讨论，在《文汇月刊》上展开的，讨论问题的焦点就是报告文学可不可以虚构，刘宾雁是主张可以虚构的，但是另外有些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显然，忽培元同志这部书不是虚构的。作为马文瑞这样一位老革命、老领导，他跟作家平等谈话，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披露出来。今天忽培元把这个写出来，是很值得文艺界注意的事情。 叶 梅： 文学作品必须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既是记录的，又是记忆的。我看了“三部曲”以后，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作品是有思想高度的、有情感深度的、有鲜明价值的，是一个引领公共精神的宏大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作家正直的思想品格。《苍生三部曲》给我们这样一个启迪，就是在非常复杂的形势中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从杂乱现象中能够有选择有价值的识别能力，通过选择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给予正确的行动。当前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极左的思潮和极右的思潮。我们看马文瑞同志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社会的态度和冷静思考，看他当时做出的选择，结合我们当下社会的乱象，值得我们深思。其实不管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思潮，都是非常丑陋的，都是对公共价值的一个消解，都是出于非常个人的目的，影响了整个公共生活的建构。公共价值的建构和社会的健康整体的推进非常重要，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启示了我。我想对作品提点不足，作品有时五六页就称为一章，从结构上需要调整一下。另外标题太长。文学必须给心灵一个说话的机会，从我们平时的交谈感觉，实际上忽培元思路是很活跃的，人生姿态是很积极的，感觉这里面一些记录的东西和书写的概念压抑了作者活跃的情感，作者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多说一些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