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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余秀华是‘中国的狄金森’的人，平常可能都不怎么读诗” 傅小平：从当下的诗歌追溯到李杜，一个很大的跨度。对于我们客观地看待一些事物或是现象，这样的跨度实际上是必须的。这也提醒我们，有时需要跳出手掌心来看问题，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换言之，如果把时间拉长了看，现在一些争论，包括对当代诗人及诗歌成果的评价等等，并不都是有效的。 黄灿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无非是一个的时代风尚，有可能再过几年大众就不买账了。有可能他们曾经追捧过什么东西，但过了几年，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如此追捧的东西是很一般了。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他们追捧过的这个诗人越写越好，最终确立起自己的经典地位了。这个时候你再来看，哪怕他写得很差的诗，都是整个诗歌生命里很有意义的部分。而且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写了很多次要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大诗人之所以是大诗人，或者说在后人眼里看来是大诗人，还在于他们写了很多次要的诗。 傅小平：这个说法有些费解，不妨展开谈谈。 黄灿然：诗歌应该是无所不包的。我们眼中的很多大诗人，他们写的诗有着严肃的、重大的主题，只是因为我们看了其中小部分的诗。实际上，他们一般都写了大量轻松的诗，这跟家国情怀无关，跟日常生活有关，杜甫就写了很多这样的诗。国外，像奥登也写了大量的轻松诗，这些诗你要读进去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傅小平：相信如此。对你的这一观点，我的理解是，我们在衡量诗人地位时，会趋向于选择他们重的部分，比如杜甫，我们会凸显他忧国忧民的部分，但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着轻的一面，这也在他的诗里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只是有意无意给我们忽略了。大体而言，大诗人一般在轻与重之间保持了某种平衡，或说正是这种平衡，成其为大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看似次要的诗，其实并不次要。这也提醒我们面对一个诗人时，需要对他有一个全貌的理解。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大诗人的诗，他们知道的也就几首。而对于国外的诗人，由于翻译上的限制，可能知道得更少，这是不是说就“缩小”了他们的价值？ 黄灿然：问题就在这里。要就拿同等数量的几首诗来做比较，你找出一个小诗人，你也能从他的诗里找出那么几首不错的，这几首甚至比你从大诗人选出来的诗写得还好。所以，要是你对一个诗人不怎么了解，仅凭你读过的几首诗，你就会做出误判。这就意味着，对专业的读者来说，你要有较全面的阅读。现在的情况是，除一批诺奖诗人，有那么一本半本的汉译外，绝大部分西方现代诗人的汉译都不超过他们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汉译的极端不足，必造成我们想象中的西方现代诗歌面貌的大面积缺损。 傅小平：这会不会造成一种可能，西方语境里的一个大诗人由此被“缩成”一个小诗人，西方现代诗歌的大传统，也由此被“缩成”小传统？印象中，你在一篇文章里，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 黄灿然：对。就说奥登吧，他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也从各种资料里知道奥登是英语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而现代汉语诗人也只能通过这个小诗人来想象甚至认定他就是大诗人。推而广之，在汉译严重不足的前提下，对整个西方现代诗歌，我们大体上也只能如此想象和认定。 傅小平：我的疑问是，在汉译充分的情况下，是否我们的认知就客观了呢？你比如说，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汉译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近年有各种选集，甚至也有全集出版，但我们对她真正理解了吗？你看，余秀华是伴随着“中国的狄金森”的概念呼之欲出的，但要我看，如果狄金森的诗要只能跟她的诗等量齐观，狄金森何以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可以打问号的。以你看，这样的对比靠谱吗？ 黄灿然：这样的比附，往往是因为我们对被比附的那个作家、诗人根本就不了解。我敢说，说余秀华是“中国的狄金森”的人，他平常可能都不怎么读诗，甚至根本就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吧，我平常很少看报纸的，我出门也没有带书的习惯。有一次去上海，在飞机上，没事可做，我就拿了好几份中英文报纸看。不看报纸也不当回事，一看还真就看得有滋有味了，而且看进去后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一会会儿就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这报纸真有那么好，而我在当时觉得好，只是因为平常我不读报纸。 回到狄金森，有人不是拿余秀华与她相比么，那就比较一下好了。要你只是看几首，你很难看得出来谁高谁低。要拿她们各自的诗集让我读，那我要说，余秀华的诗，我一两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读完了。对于狄金森的诗，我哪敢这么说，她的含金量实在是太大了，你可能要读二十年，三十年，她的诗有太多面向了，理解的难度太大了，她的心灵太宽广了。简单说，她的诗，无论是深度、广度，都到了很高境界了。要是你读进去，你立马就能想到好多东西。极而言之，你一晚上都可能欣赏不了她的一首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