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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傅小平 被访者：黄灿然 “诗歌是完全没有谱的，我们不必过早做出判断” 傅小平：眼下最受关注的两个诗人，既是凭你翻译的随笔集《小于一》在国内走红的布罗茨基，还有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具有爆炸性的诗歌引起热议的余秀华。严格说来，这两个诗人没什么可比性，但这样一种比较，却可能为当下意见纷呈的“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的话题，开启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黄灿然：诗歌是完全没有谱的，你也不能根据历史规则来定诗人应该怎么样，诗歌怎么样。我们在中外文学史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里面有一半留下来，有一半被遗忘了。而在没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里面也会有一半留下来，一半没留下来。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也见过生前有名，死后就被忘记了，见过生前很有名，死后还是留了下来，还见过在世时默默无闻，去世后声名鹊起的。杜甫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生前只是小有名气，过了好几代之后，才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 傅小平：围绕余秀华诗歌的讨论中，引起最大争议的莫过于沈浩波的一个观点。他倾向于认为，诗歌与大众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关系。一般而言，生前受大众欢迎的，往往都不是好诗人。比如汪国真、席慕蓉等等，曾经红极一时，现在已然没多少会提起了。细想这一观点也可以推敲。至少放在古代，像李白、苏轼的诗，生前就受到大众的欢迎。像柳永词流传之广，更是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程度。然而到了当下，确有好诗只在诗歌圈子里流传之感。这是不是说诗歌生态在当下发生了某些变化，以至于诗歌进一步远离大众了？ 黄灿然：沈浩波这个看法是太过绝对了。他开始只是因为写了几首“下半身”诗歌流行开来的嘛。但他要继续写下去，不会总是写下半身，一定会回到诗人的伦理、道德，跟传统的关系等等基本问题上来。我这么说，只是认为对诗歌我们不必过早做出判断。当然，这流传后世的诗人中也有比较大众化的，像李白、苏轼，国外的，比如叶芝。要是必得生前默默无闻才能成为诗人，那大家都不想发表东西了。这不是说你要获得成功啊，拥有大量读者啊，得很多大奖啊，这些东西可能只是老天想拍拍你肩膀说你还行，它在安慰你还可以继续走呢。无论你有名无名，那不都得死后见嘛。 傅小平：要这么说，诗歌界就少了折腾了。诗人们都安心于写自己的诗，该有多好。问题是很多的诗人，都没这个耐性，他们在活着的当下，就迫不及待地要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炒作，那么多的喧哗与骚动。 黄灿然：这么说吧，你可能一夜之间就爆红了，那这一夜过后了，你可能就凋零了。就拿余秀华来说吧，她眼下红了，这是太过眼前的事了。等读者的兴趣转移了，就不会那么火了。你且看她等到十年后还写不写，且看那时公众还喜不喜欢她。所以说，一时受欢迎，甚至是只受到圈子里的欢迎，代表不了什么。因为时代氛围也好，还有各种观念趣味也好，都在左右我们的思考。你看，杜甫生前寂寂无名，都没什么人读他的诗，那也是代表了一种当时的时代趣味。但几百、几千年后，人们越来越发现他的厉害。等到这个时候再回头看杜甫，时代氛围已经给过滤掉了，真正影响我们判断的是一种民族氛围。而在时代氛围里，你看不到其中的细节，因为个人总是非常渺小，总有一些东西是你作为个人，作为一时代里的人所不能把握的。 傅小平：你说的民族氛围，特别耐人寻味。因为在我们的“小时代”里，确乎不太提“国家”、“民族”之类的大词了。“世界”、“国际”这样的提法，虽然同样宏大，相比更为时尚。是否在你看来，一个诗人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氛围，是判断其诗歌好坏、伟大与否的最高标准？ 黄灿然：民族氛围，或说是民族精神，不管时尚也罢，落伍也罢，它就在那儿，你躲不开的。而且民族精神是一个很庞大的氛围，在一个时代里，你也未必能看到整个民族精神。就像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读者不大可能完全理解杜甫，只有经过艰难时世，尤其是战争和丧乱，才会更充分地理解他。其实很难说什么最高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位诗人代表了整个民族精神，他就是集大成者。杜甫就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