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福清在其论著中首先梳理评析了此前中外孟姜女传说故事研究现状，充分肯定了上世纪五四运动时期顾颉刚发轫倡导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要贡献和引领作用。李福清认为，顾颉刚1924年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孟姜女的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表明“正是历史学家顾颉刚首次提出了孟姜女故事问题”[7：26]。其时不仅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为中国文人所重视，对中国民间文学，特别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科学搜集和研究，也基本属于无序和空白状态。对于西方而言，“民间文学是汉学最小的研究领域。只有中国古代神话通常会引起个别欧洲学者的关注。西方传教士某些极其肤浅的著述也都是关于中国谚语，几乎没有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中国民间故事或者歌谣的著作。德国学者艾伯华(W. Eberhard)编写的关于故事情节系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个例外。他将孟姜女故事列入其他情节中。”[7：40] 但是，李福清并不认同顾颉刚所持的“孟姜女故事起源于《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传说”，即“孟姜女故事起源于古籍经典，从书面典籍走向民间”之说，尽管1920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原因在于：其一，杞梁妻与孟姜女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杞梁妻是一位恪守礼教、哀哭逝夫的武士之妻，“孟姜女则是一位万里寻夫历尽艰辛的妇女，为了不屈从于皇帝的淫威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8：190]。其二，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是反抗暴君残酷压迫百姓修筑万里长城，《左传》中却丝毫没有体现这一内容。其三，男主人公的身份不同。史书记载的杞梁是一位攻打莒国的武士；而据大多数传说，孟姜女之夫是一位死于修造长城的儒生[7：45]。其四，孟姜女传说是以民间流传的哭长城传说[7：57]为基础，在唐代以前已经产生，盛行于唐。唐代的《同贤记》和《文选集注》中所记都来自民间口头传说。其中独有的“滴血认骨”情节，其血由苦涩的眼泪变成，是民间文学典型的借喻手法，使传说充满了巨大的感染力[7：78]。 “诗学研究主要研究体裁的特点及演化，因为体裁是古代、中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范畴。”[9：1]《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的研究成就不仅在于这是一位域外学者通过远古文献、古诗等记载的杞梁妻形象，乐府和公元4-7世纪有关万里长城的题材传说，与唐代及后世记载、民间流传的孟姜女传说进行比较研究，就孟姜女传说来源提出一己之见，拓宽了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李福清另辟蹊径，早在1960年代，率先在国外突破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家以“历史”(史传)来考证研究民间传说故事演变[10：9]的方法论局限，提出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体裁与书面文学体裁间相互关系的演变发展特点，以及民间文学的流传更应关注历史现实背景的观点。 在李福清看来：“孟姜女传说故事实际上是在民间产生后，才进入书面文学，其情节变化也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7：31]譬如，他在“清代孟姜女故事”一章中，剖析了从民间传说进入佛教宝卷体裁中的孟姜女作品，指出，清代中国是满族统治，17世纪的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伏。一方面，民间文学反映了这种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状况也通过民间文学表现出来，出现了一系列充满神秘因素情节的民间故事，许多历史传说人物变成了佛教圣徒和菩萨。 正是基于“宝卷”浓厚的宗教特点，宝卷体裁的孟姜女传说故事从形式到主题都变调为另类“异文”。如，所有史籍传说中讲到的始皇攻侵六国，在佛教宝卷中成为：“六朝来侵……自杀自伤”，需修筑长城抵御外侵。宝卷体裁中，孟姜女传说中的反面人物也变成了蒙恬，孟姜女因为丈夫的死对他充满了仇恨。宝卷通篇对修筑长城的艰辛未及一词，范郎也非被迫，他是一位自愿替年迈的父亲应征苦力的典型儒生、孝子，就像代父从军、女扮男装的木兰；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而儒家和佛道皆以孝为本。李福清说：“《宝卷》中的孟姜女故事竭力宣扬这一思想(孝)，毫不奇怪。”[7：148]对于《宝卷》改变了自唐代以来流传的孟姜女故事情节：丈夫在结婚后三天被抓走修筑长城，被改为“尚未来得及完婚，范郎就去修城”，李福清指出：作者意在强调孟姜女的守德，“既嫁从夫”，虽然他们还未有夫妻之实。“孟姜女形象亦被重新塑造。”在《宝卷》中，她“日日焚香念佛拜菩萨；为尽孝道，和父母相守，甚至不愿出嫁。”[7：1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