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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温李新声”作为晚唐诗坛上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绮艳诗风的标示，是那个时代一部分才士心理的典型结晶。它的出现不仅使唐诗的发展回归于“缘情体物”的传统，还将大历以来正式确立的“缘情构景”路线提升到虚拟与象征并用的“因情造景”阶段，对深入开发诗人的内心世界、以心灵熔铸物象有独特的贡献。其“婉曲见意”的表达方法则生成了作品特有的绵密深曲的体性和朦胧隐晦的旨趣，反映于诗歌意象的密实化、意脉的跳脱化和意境的空灵化诸多方面。而其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更在于为诗体艺术向词体艺术的延伸作了先导，体现出古典诗歌意象艺术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 【关 键 词】因情造景/婉曲见意/温李新声/词体艺术先导 【作者简介】陈伯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温李新声”是金人元好问对于晚唐诗坛上以温庭筠和李商隐为代表的绮艳诗风的一种标示①。温、李二人均活动于晚唐前期的文、武、宣三朝，官品低微而才名卓著，其诗篇多好表现男女之间的绮思艳情，作风精美细巧，为时人追随仿效，故有“温李”并称行世。须加说明的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并不限于单写男女情事，诗风也并不一味精工绮靡。拿李商隐来说，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意学杜甫的以诗记史，《韩碑》一诗仿韩愈的雄健古奥，《海上谣》、《无愁果有愁北齐歌》发挥李贺式的奇思幻想，而《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又多少沾带高适七言歌行的整齐酣畅的格调，这些都不是“绮艳”二字概括得了的。不过就整体而言，他们诗作中最具有个人创造性且最能体现其所处时代情趣的，还要数那种深深染有“绮艳”风味的言情篇什(不一定拘限于实写男女风情，也包括一部分借言情以寄意的自述情怀、友朋赠答、题咏景物乃至咏史刺政之作)，恰是这一共同的“绮艳”色彩，构成了“温李”并称乃至“温李诗派”的来由，亦便是“温李新声”一说所包容的具体内涵了。 有关“温李新声”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暂莫论说。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它在古典诗歌意象艺术发展史上所提供的新鲜经验和所占有的独特地位，这也正是它作为唐宋之交兴起的词体抒情艺术先导的意义所在。众所周知，我国古典诗歌抒情艺术的演进于盛唐达到其成熟的高峰，之后不久，即进入转型变化的阶段。这一转型的路线同时向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由“唐音”转向“宋调”，再一条路径便是由诗体演变为词体。如果说，“元和诗变”构成了由主情的“唐音”朝主意的“宋调”转折过渡的枢纽，那么，晚唐的“温李新声”恰恰成为由传统的诗体艺术导向新兴词体艺术的必要中介。这不光指晚唐诗人温庭筠同时肩负着“花间鼻祖”的称号，更重要的，乃在于以“温李新声”为标志的那种新的抒情风格，在探索如何借助固有的意象艺术来曲折传写人的内在情思，以揭示心灵世界种种微妙难言的奥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为后世词体艺术的变化出新和独创一格开辟了起始的航道。本文就是要从这一点上着眼来探讨温李诗风的创新意义及其对于诗歌意象艺术的新的开拓。 晚唐时代氛围下的“秋花”与“夕照” “温李新声”每被人称作唐诗百花苑里的“秋花”与“夕照”，不单意味着它出现的迟晚，还给它的“绮艳”添加上一层凄清与感伤的韵味，这跟它所由生成的社会土壤和精神氛围分不开。不了解这一时代条件，便难以说清楚温李诗风的由来及其艺术特点。 晚唐社会究竟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呢？从客观方面讲，有两个因素应予强调。一是自贞元、元和之交，以“永贞革新”和“元和削藩”为代表的王朝自救运动终归失败之后，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基本前景即已明白呈露，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变乱迭起，统一国家渐趋分崩离析的形势已然出现，而王朝统治者却一无应对良策(文宗“甘露之变”与武宗“平讨昭义镇”只能算垂死挣扎与回光返照，力度和影响均不能跟此前的自救努力相提并论)，不免给整个社会政局带来死气沉沉的观感，成为广大士子积压心头的一层抹不去的阴影，这自是主要的方面。而另一方面，晚唐社会的城市商品经济在中唐基础之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尤其是温、李诸人所活动的晚唐前期，尽管政治气压低沉，社会大动乱的局面尚未形成，恰好为城市经济的畸形发达与官僚贵族游宴侈靡的享乐风尚提供了合适的土壤。韦庄有诗追记当时的社会风气云：“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咸通》)这样一种醉生梦死的时代风情，与士人们难能有所作为的生活状况相结合，正足以将那种迷惘自失、无所适从的末世心态，引导到“刻意伤春复伤别”(李商隐《赠杜司勋》)的自我心灵慰藉的方向上去，这应该是温李绮艳诗风生成的一个根本原因。 转到文人才士主体条件的一头再来看一看，似亦有两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其一是相对于初盛唐乃至中唐期间的才学之士，晚唐文人与朝廷的关系要疏远得多。初盛唐之间的著名文学人士多跻身宫廷与朝堂的圈子之内，有的还担任台阁领袖人物，他们与朝政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不待言。唐中叶以后，变乱迭起，文士难得重用，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优秀士子曾有机会接近政治中枢，得以向执政者进言献策(如杜甫、白居易在谏官任上激切上书谏言)，或受任委用(如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以兵部侍郎身份出使处理镇州兵变等)，故即使遭受贬逐，也常存关切之心。晚唐以下则大不然。一方面是寒门子弟读书应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则豪门权贵请托垄断科试的现象日益严重，致使大量才学之士屡试不第，沦落终身②，或偶得一荐，亦只能在朝堂以外县府卑职的位置上不断流转，甚或托身幕府代掌书记。这样的遭遇大大加剧了晚唐文人对于朝廷政事的疏离感，使他们淡冷了传统士大夫许身报国的热切情怀。与此同时，一部分士子长年寓身州府和漂泊都会，又促成他们与城市商品经济及其文化娱乐生活发生了较亲密的接触，从而养成他们沉溺于世俗生活圈子并细加品味与赏玩的爱好。这些人不再以贤圣忠良自许，亦不追求做逸士高人，而开始以“浪子文人”自命(温庭筠就是一个典型)，这样一种新型士人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的产生，也必然要给社会心理带来一定的变数。 以上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所合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对晚唐文人心态的构建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突出的一点，便是盛行于贞元、元和之交士大夫群体中的反思意识与担当精神的退潮。唐王朝内部的“自救”努力，本就是跟士大夫阶层面对危机形势下反思意识的抬头互为表里的。为了寻求“自救”之路，他们反思时政，反思国运，反思历史兴亡的经验，也反思自身的道德责任担当，由此便有儒学复古的倡导以及韩、孟、元、白诸家有关穷达之际士君子立身处世原则的诸种探讨。这一切都显示出理性思考的痕迹，在元和诗歌创作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进入晚唐以后，“中兴”幻梦的破灭给士子们普遍带来深深的失望，众多诗人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诗兴投向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领域，即或有少量触及时事的篇章，也常是冷嘲大于热讽，观望盖过激情，而在更多的咏史怀古的篇什之中，则明显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不胜唏嘘之叹，这都意味着此前兴起的反思意识与担当精神的衰减。而一旦解除了自我担当的责任，整个人生态度将要有重大的转变，士大夫传统的功业自许的“济世”怀抱和卓然自立的“超世”境界均会自然趋于消解，代之而起的，是那种与世浮沉、俯仰自如的“即世”式品味人生的情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自遣》)，便是这一人生态度的真切写照。晚唐士子中一部分以才名自负而又流落不偶者，正是在相当程度上怀着这种“即世”式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活道路的。 “即世”式人生态度支配下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迷惘不定且矛盾丛结着的。它既含带“世纪末”的深沉苦闷心绪，又常趋向脱略不羁的“及时行乐”情怀，故当前的欢娱很可能变为日后的苦涩，一时的享受也许会留下终身的遗憾，这种“哀乐循环无端”③的状况经常萦绕心头，令人恍若自失，莫知所从，却又引人悉心把玩，回味无穷。而具有此类心态的人，往往情绪官能细腻，感受能力锐敏，尤好采取主观化的姿态，来摄取和储存外界事象给予个人心灵的各种刺激，以供细细咀嚼与消化。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心灵世界，自然是极其轻灵细巧的。它富于体验而不免纤弱，擅长表达而偏向婉曲，五味杂陈而多愁善感，意象纷披而形制精美。这种种心理素质落实于诗歌创作，便生成以“温李新声”为标志的晚唐绮艳诗风。作为唐诗百花园地里迟晚开放而又余彩夺目的“秋花”与“夕照”，“温李新声”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心理上的根据，不单能供人流连赏玩，亦且为我们提出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让我们进以细加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