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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诗歌是近邻，人们用这一命题表达二者的关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诗歌能以任何内容为表现对象，但如果以生命和世界的最高存在为表现对象，参与对世界的根本解释，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其思想内涵。 诗歌与哲学有紧密关联 诗歌和哲学均是解释世界的重要形式。而诗歌这一表现形式往往有理论语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不确定的形象语言比明确的理论语言更能表达丰富、细微的思想。近代哲学发现，存在的本真言说是诗。诗并不仅仅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它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存在的本真言说，诗歌看护了存在，是存在的家。诗人往往被视为神的代言人，即灵感神授者。柏拉图认为，“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即以为诗人与最高存在直接相关。西方不乏类似的诗人，影响所及，就是在当代中国诗坛也出现这样的声音，比如海子就认为：“诗不是诗人在陈述。更多的时候诗是实体在倾诉。” 哲学在言说真理时往往陷于语言困境，因而，象征、隐喻等非常规言说方式在哲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样，诗人在表达隐晦、渊深的形而上体验时也采用这类修辞，这给诗歌带来丰富的内涵、微妙的旨意和高远的境界。 中国传统诗歌受庄禅思想影响很深，如“以禅喻诗”说、“妙悟”说揭示了诗禅共同的意旨，佛禅思维对诗歌的明慧和空灵境界的形成大有帮助。自然哲学对中国诗歌影响更大，比如“意境”的深层思维恰好对应于自然哲学，意境美的奥秘即在于人与自然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阐释：用自然阐释人的精神，用人阐释自然的奥秘。自然哲学天人互动的思维催生了这一独特的民族诗学范畴。 新诗的哲学精神建设面临困境 在新诗史上，一些重要的诗人表现了形而上的理想。例如，郭沫若受惠特曼等人泛神论的影响，追求宇宙中遍在、宏大的“一”的精神。鲁迅《野草》对悖论和虚无精神的深刻表现使它在散文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与鲁迅对尼采、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吸收分不开。冯至通过对歌德、里尔克等人的钻研，在《十四行集》中表达了要“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的超验主义信念。穆旦则通过现实和玄理的双重沉思和有机表现，“为新诗创造了一个上帝”。顾城通过对死亡的逼视，洞见一个令人颤栗的彼岸世界，而在对这一世界的拯救和超越中发展了一个单纯的童话世界和纯粹的哲学王国。海子冲击永恒，给诗国带来沉甸甸的哲学概念——“实体”和“主体”。诚然，这些诗人也表现现实，但形而上的理想给新诗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和辽远的境界。 哲学提高了新诗的品质，但新诗的哲学精神建设问题大于成绩。首先，已有的形而上写作状况并不美妙。鲁迅、郭沫若、冯至的形而上写作都只有短短的几年，且作品数量极少，现实更吸引他们的心智。穆旦则常在现实和形而上之间心力交瘁。随着海子和顾城在内的一批诗人离世，新诗的哲学精神迅速淡去。 其次，新诗的哲学精神主要来自西方，是闪现着西方彼岸色彩的形而上学，而不是民族的天人合一理想。对民族哲学的忽视使新诗有失去本根的危险。新诗应结合中西哲学，建设具有民族性的哲学精神。 最后，社会的商业化、娱乐化和体制化，不利于哲学诗的创作。诗人需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和超越的境界，达到与宇宙精神同化的地步后才能创作出杰出的哲学诗。因而，时代环境对诗人至关重要。目前的诗坛虽整体数量可观，但那种敢于把整个世界人生如一幅画般置于眼前的有气魄的诗作已不多见。如何在当代环境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创作心态是摆在诗人面前的紧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