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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格兰，王权逐步褪去神秘宗教外衣，王权运作已成为其合法性的争论焦点。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中两位国王对君主身份的扮演和以此身份安排其他人物的角色扮演，探寻各种君主政体形式的可能性。此探寻围绕一个问题——何为好君主？伊丽莎白时期目睹了这场政治辩论的开端，大量欧洲政治著作被译成英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数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1516)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513)。伊拉斯谟显然同情宗教改革者和其他反暴政运动，认为最好的统治建立在好国王和好法律的共同基础上，但又指出在维持国家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民众有权抵制国王强制执行的法规。(29)伊拉斯谟在论述王权权限时的矛盾，表明当时民权意识和自然法已开始挑战王权。马基雅维里则更关注王权运作中的实际问题，强调“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30)。他建议君主为国家利益，妥善使用残暴手段，甚至“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31)，并称之为“政治美德”(virtu)(32)。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将王权视作世俗特权，而非宗教特权，这为从国家管理的政治角度思考君主政体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哈姆莱特》中，波洛涅斯的交友之道，与第一版《基督教君主的教育》附录中普鲁塔克的《如何分辨恭维者与朋友》有诸多相似之处；马基雅维里式“政治美德”则被一分为二，分别通过丹麦旧王的嗜战与新王的不择手段来展现。但同时，该剧又让在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伊拉斯谟式教育的哈姆莱特在父亲与叔父两种都不尽如人意的君主统治中做艰难抉择。 莎士比亚时期，君主政体常被想象成国王的“政治身体”，(33)在这上帝创造的“身体”上，国王是“头脑”，平民是“脚”。(34)雷欧提斯劝说妹妹不要轻信王子誓言时，将国家比作“身体”，将未来君主哈姆莱特比作“头脑”，并说“头脑”的选择须得到“身体”各部分的同意。可见，君主个人意志受国家意志限制已是普遍认识。莎士比亚显然意识到君主政体中两种意志的存在，即国王作为自然人的意志和国王作为国家政体的意志，厄恩斯特·坎托若威茨称之为国王的“自然身体”(body natural)和“政治身体”(body politic)。(35)老国王显然将其作为自然人的意志等同于国家政体的意志。他与挪威王一样恋战，竟各自拿出土地做赌注，战胜者即赢得对方土地。善战为其招致的骂名远多于称颂：军官马西勒斯抱怨战争劳民伤财，举国上下“森严的戒备”，“军民每夜不得安息”，“每天都在制造铜炮”，“向国外购买战具”，“连星期日也不停工作”，丹麦人“夜以继日地辛苦劳碌”。(《哈》：Ⅰ.1. 71-79) 军官勃那多称老国王是“过去和现在战争的主角”(was and is the question of these wars)(《哈》：Ⅰ.1.111)。此处question 一词双关，既说明战场是君主重要的政治舞台，又对不断征战以实现君主统治提出质疑。前去攻打波兰的挪威军官向王子坦言，他们要去争夺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土地”(《哈》：Ⅳ.4.17-19)。此战将使数千人丧命，浪费几万块金圆。同样，老哈姆莱特的君主荣耀亦由战争堆砌而成。他莽撞、好战，将个人荣誉与国家利益捆绑。甚至其鬼魂出现时，依然身着铠甲、手握鞭杖、满面怒容、迈着军人般庄严的步伐，离开时还命令在场所有人宣誓保守秘密，这一幕正是这种政治偏执的形象表现。其鬼魂还试图给王子安排复仇的角色。通过对炼狱欲言又止的描述、对阴谋者可耻兽欲的控诉、对谋杀细致而恐怖的渲染，他挑起哈姆莱特的恐惧与愤怒。鬼魂企图将这种政治偏执传递给哈姆莱特，鼓励他在证明自己的勇气、对父亲的爱、对丹麦王权的维护中，在政治上与父亲合二为一。在当时的观众看来，老哈姆莱特的统治更接近琼·博丹的“贵族君主政体”(lordly monarchy)。(36)国王可以随意调动军民，国王个人意志即国家意志。但若丹麦像挪威那样，继续将国王个人意志等同国家意志，其政体很可能逐渐转变为暴政。 从表面看，克劳狄斯似乎只有国家政体的意志。剧中，克劳狄斯37次被称为国王，5次被称为丹麦，8次被称为陛下，但从未被称为克劳狄斯。而在《悲剧故事》中，人们直呼篡位国王的名字。莎士比亚笔下的其他君王，从理查德二世到李尔，都曾被剧中人用名字称呼过，唯独克劳狄斯例外，这似乎暗示克劳狄斯万事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其统治也似乎更尊重民意：他用外交手段解除军事危机，避免了军民伤亡；他欣然同意雷欧提斯再次出国学习；他听取波洛涅斯的安排，让奥菲利娅去试探王子发疯的原因。他在决策时似乎意识到民意可以制衡王权。发现波洛涅斯被王子误杀时，他说丹麦人喜欢王子，“只凭眼睛，不凭理智；我要是处罚了他，他们只看见我的刑罚的苛酷，却不想到他犯的是什么重罪”(《哈》：Ⅳ.3.3-6)。但这实为一个尚未稳固掌握王权的国王所不得不采取的妥协姿态，连他自己都感叹国王身份更似一种伪装，承认自己的“虚伪言辞”好似“娼妇的脸”(《哈》：Ⅲ.1.53，51)。克劳狄斯也给众多人物安排角色，包括波洛涅斯、奥菲利娅、雷欧提斯、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和其他廷臣，但不是安排他们试探王子，就是安排他们谋害王子。与老国王相比，克劳狄斯唯一的不同是，他已看到作为“身体”的国家可以对作为“头脑”的国王有所限制，因此在尚未坐稳王位时，故意用国家政体的意志暂时掩盖其个人意志。 参照《哈姆莱特》创作时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政局，剧中新旧两位国王的统治实为同一君主政体的两个阶段。两人均通过角色扮演和安排其他人物角色扮演实施统治，这说明君主政体的统治依赖于表演和伪装。这很可能让当时的观众联想到伊丽莎白从早期到晚期统治间的转变与关联。这种转变与关联不仅使女王对君主绝对权威的笃信逐渐显现，更令人突然醒悟女王早期政治策略的欺骗本质。女王刚登基时，许多人用“混合君主政体”为女性为王辩护。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在1559年写道，政府并非女王所有，而是在其名义下运作，所以女人可以在英格兰为王。(37)可见，“混合君主政体”是女性为王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合作政权，在当时指由多位参政者的意见来牵制女王，以此保证英国的新教信仰和国家自治性。 伊丽莎白的“混合君主政体”包含了三个权利主体——女王、上下议院和女王在国会中(queen-in-parliament)。女王登基时举行神秘婚礼，寓意她与以国会为代表的英格兰结合，意味着作为男性权利主体的后者将主导并约束女王的统治。这不仅在文化、政治和宗教语境中将女性君主合法化，更催生了“全体国民”(commonwealth)概念。宗教和政治改革者们相信，英格兰所有男性将结成兄弟联盟，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推进宗教改革。“全体国民”概念中潜存反君主政体的政治倾向，而他们对自己政治身份的定义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公民”(citizen)。(38)约翰·艾尔默和托马斯·斯密斯在借用柏拉图“混合政体”概念为女性君主辩护时，甚至希望将国王“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长期分离，即在保留君主政体的同时，阻止男性君主回归。(39) 然而，处死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后，伊丽莎白对国会意见的漠视和对君主绝对权威的笃信逐渐显现。其实，女王从不在乎国会的意见。在长达45年的统治中，她只召集国会十次，开会时间总和不超过三年；召集国会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征税，以应付各种王室开销和军事开支。玛丽死后，皇家枢密院也不能再对女王建言，虽每日早晚开会，但很少激烈争论，且出席人数骤减，有人甚至请家奴顶替。此时，女王已完全掌控英格兰政治，要想谋取政治前途就须向女王献殷勤。这不禁让当年抱有共和思想的人们大失所望，他们感到早年对女王的支持完全建立在一种假象之上。女王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诗人不再讴歌女王的荣耀，政治评论普遍带有塔西佗式的悲观论调。(40)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伊丽莎白早年听命于国会只是其为巩固王位而采取的伪装。 在创作于女王统治最后十年间的《哈姆莱特》中，同样弥漫着对君主政体失望的悲观情绪。克劳狄斯的策略很像女王早期的统治：为巩固王权故意放低姿态，听从他人意见，等待机会实现君主绝对权威。其实，他宫廷中的朝臣们很少直抒己见。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和奥斯里克只是国王的传声筒：当哈姆莱特问前两人为何来到艾尔西诺，他们顿时不知如何作答，即使王子代为解释国王与王后派他们来的原因，他们却坦言从未想过这些；奥斯里克的出现只为通知哈姆莱特去参加击剑比赛。朝臣缺乏思维能力和政治想象力的原因是，在君主政体中，政治的全部就是听命和讨好国王。(41)波洛涅斯在向国王解释王子发疯原因时，堆砌大量隐喻，句子冗长。其实，他害怕国王因王子发疯而加罪于奥菲利娅与其本人。可见，即使在刚登基时，国王就享有绝对权威，因此他的“建言”也贬值为献媚，这无疑暗示了克劳狄斯谦卑的虚假性。若国王成功害死王子，平息了小福丁布拉斯的军事威胁，他定会回归老哈姆莱特的“贵族君主政体”，并很可能走向暴政。 令哈姆莱特犹豫的并非是在政治上回归父亲还是叔父，因为两者实为同一种统治，而是在具备父亲的尚武精神和叔父的政治洞察力之后，他身为王位继任者却不愿为王的尴尬。哈姆莱特从童伶时下的风光中，看到了他们将来凄惨的命运；从挪威军队四处征战中，看到了国家可能因太富足而走向政治腐败；从弄人郁利克的骷髅中，看到了生前荣耀的虚幻性。在他看来，这表面与真相间的差距，就像他自己语言与行动间的断裂，即说出语言的“头脑”与实施行动的“身体”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最终演变成国王“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分裂，并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42)而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观众看来，哈姆莱特语言与行动间的断裂，就像女王统治的表面与真相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哈姆莱特的悲剧在于，他已洞见君主政体统治的虚构本质与黯淡前景，但身为丹麦王位继任者，却又不得不维护和执行君主政体统治。无奈之中，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关在果壳中却“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哈》：Ⅱ.2. 265)，而伊丽莎白的臣民在丹麦王子的癫狂与犹豫之中也无法找到英格兰君主政体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