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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孙犁的荷花淀、刘绍棠的大运河，到从维熙的大墙、铁凝的“三垛”（包括《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一系列重要作家、作品成就了河北作家的薪火相传。如何看待河北作家守望乡土的情结？ 关仁山：河北是一片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淳朴善良、尚义智慧的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独具魅力的燕赵文化。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产生优秀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014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担当中国作家馆主宾省，河北作家包括河北籍的著名作家集体亮相。令人欣喜的是，继“三驾马车”（关仁山、谈歌和何申）之后河北出现了“四侠”，包括小说家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和张楚。 在缓缓展开的乡村画卷中，河北作家看到了乡村社会的艰难和困境，城市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温柔殖民，千千万万农民工在城乡间的疲惫奔波……这里的欢笑和泪水，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这就是我关注农民和土地的原因。农民可以不管文学，文学却不能不关注农民的命运。我们呼唤文学的精神性，这需要作家独立的自我思考，书写中国经验和生命感悟，用文学表达我们的爱憎，表达我们对人民的关切、对生命的关切、对美的关切，把我们的困惑和快乐与群体、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困惑和快乐融为一体，浇铸成为具体生动的故事和形象。 记者：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组成的“中国农民三部曲”创作历时十几年，这个过程中您的创作心态有什么变化？ 关仁山：书写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是我的目标。“中国农民三部曲”完成了，但还有待读者检验。和《天高地厚》、《麦河》展现中国农村近30年的历史变革、摆出农村存在的问题不同，《日头》不仅仅摆出了问题，而且试图探索农民和农村的出路，试图从制度、从文化、从思想的高度，探索时代困境的解围方向。 在技术之外，作家要学习很多东西，如民间故事、民谣和民俗等，这对丰富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很重要。一部厚重的作品需要文化的提升、国学的支撑。在《日头》中，我试图表现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神秘文化，并让其交织起来。 记者：写现实题材尤其是农村题材，难点在哪里？ 关仁山：关于现代农业、土地流转、城镇化等当下现实的描写对作家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这既是对作家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考验，又面临着如何把现实文学化的问题。农村与城市的落差很大，农村发生巨变，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了，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认知的困难，其次是关注现实题材如何艺术表达的问题。 触及现实问题是一个挑战，因为离现实生活太近，这个距离不仅是时间的距离，也是艺术审美的距离，作家要涉及这个题材，必须面对挑战，那就是如何把现实问题艺术化，这需要更好的艺术手段与形象。作家应该有担当，应该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要直面现实，对转型期农民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命运要给予关注。 记者：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您如何看待读者更多地通过奖项和影视剧了解作家的作品？作家需要怎样的心态迎接挑战？ 关仁山：奖项与影视剧确实能够拉近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我的有些作品就拍摄成了电视剧或电影，比如《天高地厚》、《唐山绝恋》等。作家不能为了得奖而创作，这涉及写作“为了谁”的问题。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天高地厚》时，我收到了贵州农民寄来的鼓励信，这种奖赏更令人欣慰。 面对挑战，作家自身也要找原因，要增强艺术感染力，创作出更好更多读者愿意看的作品。除了影视改编等方式，要利用新媒体与数字出版，将作家与大众之间的连接点做活。 扎实生活就会有收获。尽管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文学不会消亡，因为文学是介入人灵魂的东西。作家的价值在于创造，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创造新的人物，同时也应该引领阅读，用好的精神产品提升阅读。只有这种阅读，才能启迪读者、滋养心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