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刘庆邦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自己鲜明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已有几十年，他执著、决绝、“一根筋”，甚至表示要将现实主义进行到底。他坦言：“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2015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全文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连载众多，受影视青睐，好评如潮，并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黑白男女》的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黑白男女》的大爱、大善、大悲悯，《黑白男女》的语言、结构等要素的成功构建，不仅使刘庆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越走越深远，而且使现实主义兼收并蓄，拓展深化了现实主义本身。
    《黑白男女》仍旧写矿难，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一次炸死了138名矿工。许多家庭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悲剧集中在众多矿工家庭上演。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的悲情题材，生活像铅球一样落地生坑，生离死别的冲击惊心而惨烈。刘庆邦将巨大的悲剧作为一种视角、一道侧光、一个切口，他没有正面铺陈瓦斯爆炸后的善后处理，而是另辟蹊径，静水流深、不事声张地叙说了周天杰、郑庆生、卫君梅、蒋妈妈、秦风玲等五个家庭成员重大灾难后的心灵轨迹、生活状况和命运抗争。矿区那些芸芸众生，悲痛中蕴藏着一种坚定、庄严和倔强。在苍凉灰暗之上，小说的调子辉映着亮光、温情和暖意，超拔出绝望之后的希望，将死之悲哀和生之顽强、颓亡废墟与新生活开启筑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礼赞。
    “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世道人心是复杂、混沌、多变的，有多种可能性，线性思维于事不逮，辐射思维才是正大一途。因此，复杂、厚重、丰饶、饱满是优秀小说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娴熟、老到、精准的叙事始终在人物、心灵、细节中深入掘进，从而回应了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比如小说主要人物卫君梅。卫君梅的处境是多么复杂、尴尬、吊诡，她的所谓尊严、坚强与操守，是多么地脆弱、野蛮与扭曲，多么地不堪一击。爱情在某种范围内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压抑、控制爱的冲动，将生存与生活作为首要人生标准，这是无奈而悲凉的。卫君梅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工蒋志方不是没有动摇过、遐想过，她曾勉强接受了蒋馈赠的手机，最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坚决奉还。她想爱，想婚姻，想有一个完整家庭，但她不敢爱、不能爱，更不能重新结婚。刘庆邦真正展示的，也许是“爱情名义”背后复杂、尴尬和难处的人际关系，是严硬如铁的“法则”，是生存和生活的艰难，是惧怕家庭再生变故，是失去房子等更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卫君梅已经爱不起了，改变不起了，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爱之沉重。为了稳定现有的家庭秩序，她必须放弃所谓的“爱”或者“同情”，压抑对新生活的向往。小说中洗煤厂女工杨书琴一语道破天机：“她要重新嫁人了，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其实，杨书琴、秦风玲们对再婚的想法是相同的，她们一门心思要拉住一个男人，否则日子是熬不下去的。但卫君梅有自己做人的底线，必须要抛弃非分之念，对多难生活中的所谓“爱情”有一个基本判断，她想活得真实，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言行一致，这关乎她继续生存的脸面与勇气。当她下决心还手机斩断情思之后，对她素常敬佩的郑宝兰终于忍受不住，对卫君梅大发脾气，“最后一根稻草”同样把郑压垮了。反常为妖。郑宝兰顿然让我们疑惑。其实这是小说家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让读者透过表象看本质、看复杂、看心灵深处的精神压力。同样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郑宝兰也活得不容易，公公癌症、父亲瘫痪、母亲双目失明、孩子闹腾、要守住“身份”……她面对的大多是没解的挠心事，谁予抚慰？与谁诉说？世俗生活，就是实在之笼，不管“城内城外”，她们都难承受，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把握世俗生活实在本质的作家，哪能把握小说的心灵质感。刘庆邦重人道，重天道，有一颗赤子之心、悲悯之心、仁爱之心，故他的叙事道法自然。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人要说话，小说家更是活在语言的氛围里。梅洛·庞蒂说：“因为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按照它特有的定义产生变化” 。《黑白男女》的语言大俗大雅，大土大洋，洗尽铅华，它所使用的大白话带有地地道道的矿工味，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与矿工矿区血脉相通、筋骨相连、水乳交融、诗意盎然。有评论家称，翻遍古今中外写煤矿区的小说语言，无人能出其右。我们看左拉的《萌芽》、劳伦斯“诺丁汉矿区”三部曲、巴尔多梅罗·利约《十二号风门》《胡安·法里尼亚》《地底下：矿工的景象》等，这些煤矿矿工小说的总体语言，显得过于板正、书面、游离，与主体生命缺乏血脉相连的互动、整合、共振，从“题材动力论”的意义上说有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隔”的感觉。对此，刘庆邦早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人是环境动物，也是伦理动物。矿工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有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更具有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中国的煤矿大多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山区丘陵地带，甚至深山，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有的煤矿仍然“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娱乐靠酒，治安靠狗”，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它既有农村的特点，又有城镇的脉动，语言、风俗、习惯可谓自成一体。再加上矿工下井直接面对大自然，属高危行业，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毒”俱全，从矿里上来，除了牙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矿工们在井下就爱说“克拉邦语言”，男女那点事，如此的“软文化”“市场兴旺”。矿井下的语言是一种存在，一种强大、顽强的存在。忽视、忽略或消解这种语言，产业、环境、人物、故事就难以烘托出来，起码小说会不够生动、到位、真实。《黑白男女》的语言几乎土得掉渣，既在泥土中滚过来，又在煤水中长久浸泡，连汗味中都有煤矿的气味，连牙缝里都有除不了的煤尘，连裤裆里都有又黑又亮一抖落散了架的煤渣，老少皆宜，妇孺皆通。比如小说“开头”一章：“采煤工不谈女人，煤炭产量低；机电工不谈女人，烧了发电机；掘进工不谈女人，巷道压得低；放炮工不谈女人，放炮如放屁”；杨书琴郑重其事地对青工蒋志方表白“我就是震动筛”；周天杰看自家的儿媳妇郑宝兰是一匹“母马”，儿子是“拴马桩”；秦风玲说自己死去丈夫的领带是“裤腰带”；郑海生瘫痪在床时对瓦斯拟人化的痛骂；矿工下班回家骑自行车上坡等于“上老婆”，等等。语言是内心的一种反映，能准确驾驭语言并与文本浑然一体是优秀小说家的硬功夫，是同化，是境界。《黑白男女》语言针脚结实、细密、生动、准确、传神、符合人物性格，是该作的又一大亮点。
    刘庆邦是讲究技艺、控制感和节奏的作家，他熟悉小说的控制，认为当下小说的控制比放开更紧要。庄子《庖丁解牛》谓：“臣之所好也，道也，进乎技矣”。控制是他技艺的“道”。《黑白男女》放得开，收得拢，但不紧绷、不拘束、不扭捏，一派舒展大气，自然而然。尽管切口很小，通篇布局却张弛有度，恰到好处，该交给读者的空间预留充分。我们再看《鞋》的“翻尾”，《西风芦花》的“虚写”，《种在坟上的倭瓜》的“抒情”等，就知道刘庆邦是多么注重小说技艺。《黑白男女》的结构，合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元素，还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恢弘以及欧美小说的技法，不故作高深，不卖弄前卫，明白清晰，简洁明了。整部小说设一“开头”，就叫“开头”，提纲擎领，引人入胜；然后是大量心灵化、诗意化的细节；设一结尾，叫“结尾不是结束”，余音袅袅，回味悠长。“凤头”“猪肚”“豹尾”齐活儿。每章节的标题也不玩花哨，意清字白，比如：第一章叫“没了儿子”，第二章叫“儿媳去了哪里”，第八章“我才不守寡呢”……小说中的人物起名，依百家姓而排，但去除了“赵、钱、孙、李”，从“周、吴、郑、王”开始。刘庆邦曾戏言“人生的目的在于生人”。他今年65周岁，已有小孙子，《黑白男女》中周天杰的小孙子戏份不少，并非闲笔，而是有人物参照，有体会、有感悟，故小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天杰与黄鼠狼的对峙是互为关注，互为仇敌，煤矿文工团到龙陌矿的演出，众生亮相聚会等，都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整部作品结构起伏跌宕，和谐熨帖。
    读罢《黑白男女》，我想起了关于小说真实性的问题。真实源于小说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物、环境、情感、心灵、语言等最基本的感受、审美、思考。刘庆邦是真诚地深入生活、拥抱矿工的，从20年前某矿发生瓦斯爆炸到《黑白男女》出版，他19年里时常想写这部长篇小说，为此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信》《清汤面》《别再让我哭了》《黑庄稼》等作铺垫，查阅了百万字的资料，到该矿和其他煤矿企业采访了多次，与有关人士深谈31次，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再加上自己有农民、矿工、记者的阅历，这些文学作品与实证资料都为《黑白男女》的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使他在矿工矿区中扎下来根，而且扎得深、广、实，故他在创作《黑白男女》时游刃有余，收获颇丰。
    爱德华·纽顿在《聚书的乐趣》中说：“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刘庆邦在《红煤》后记中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生活总是风云四起，变故不断，而男女分开，却这般容易，刹那之间。珍重，黑白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