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诗，仍在歧途上徘徊着。”这是于赓虞先生70多年前在一篇谈论新诗的文章中讲的。如果我们不带任何成见地观照今天的诗坛，会觉得他对中国新诗的判断现在仍然适用。
    于赓虞(1902—1963)，新月派诗人之一，翻译家，1935年4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史。在英期间，著有《诗论》《雪莱的婚姻》《雪莱的罗曼史》等。1937年回国，任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朱自清先生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时，筛过来又筛过去，还是选了于赓虞的5首诗。《于赓虞诗文辑存》于2004年9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85万字，是对于赓虞的文学生涯和创作成就的总结。全书辑录了于赓虞的诗歌295首，还收入了80多篇诗论文章。
    于赓虞将诗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于诗人自身的生活和生命力，认为诗应该是诗人生命的表现，诗歌应该表现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他的这些主张，并不意味诗歌只注重内容而忽略形式，更不意味只尊重形式而放弃内容。于赓虞采取的是“两点论”，即所谓形式与内质的和谐统一，并认为这种和谐才是诗最完美的形态。于赓虞的诗歌理论是针对当时有人把诗歌作为语言游戏的格律诗歌，或把诗歌作为“斗争口号”的反拨。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他这种努力显得势单力薄，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顾忌孤军奋战，而是不懈地向社会向诗坛发声。
    他说：“诗，就本义言，只是一股情思的奔流；但它又是艺术，既为艺术，多少就含有人工的意思。”他指明了诗就是情思和技巧的“组装”。他还进一步指出：“诗乃人的血，而其组成亦犹血在人体的循环，是‘天衣无缝’。”这种看似直白而实际上极为深刻的诗论，恰好如针灸般扎到了新诗的穴位上。他在《诗人的路》《诗之情思》两篇诗论中说得尤其明白，就是要将生命通过主观的加工(情感的锤炼与过滤)，然后以分行的文字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思想)即是创作的原材料，而诗人的觉悟则是创作的原动力。
    于赓虞揭示了上世纪30年代诗人们存在的病痛：“现在作诗的人，既误于过信个人的‘天才’，而任情写去，复误于过事立异，致作品不代篇章。最下者，是那无骨的模仿者，辗转于他人的掌心，而遗弃了个人的气质！目下，‘新诗’的成绩，不是使我们感到生命的必要，就是使我们觉到艺术的缺憾。”读着于先生这几句一针见血的批评，我如芒刺在背，像一个病人被名医一语道破了病因与病灶，既满怀羞涩又满怀感谢之意。
    归根到底，于赓虞对于新诗前景还是个乐天派，他没有因为看得太深刻了而失望，相反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他预言：“中国诗坛的巨匠，只待那些有血有肉而又忍耐的孤独者。‘天才是长久的忍耐’。对于那以蜻蜓点水为灵巧的作者，不算不是有益的箴言。”
    于赓虞离开这个世界已经50多个年头了，这位几乎被世人忘记了的诗人及诗论家，当今诗坛还有几人知道他、阅读他、研究他的诗歌与诗论？早些年，文学史家、评论家唐弢先生曾建议，诗坛别忘记有一位对新诗呕心沥血的老诗人，希望文坛在研究李金发的同时也研究研究于赓虞。遗憾的是诗坛并没有太在意唐弢先生的呼吁，我去年曾问过几位当红诗人，于赓虞先生是谁？读过他的诗与诗论吗？除一位知其人而未读其诗以外，其他几位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支支吾吾，有的摇头不语，莫衷一是。
    于赓虞生前死后都是诗坛的一位孤烛者，但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