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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逸尘：当然是没有。通俗化的军旅长篇小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不要说我的人轻言微，再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也恐怕难以扼制这一写作思潮。 周明全：有评论认为，考察你的文学批评之路，有几个关键词是必须被捡起来认真研究的，比如，你将“伦理批评”引入到了军旅文学研究中，为军旅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言说话语，其对军旅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建构和创作层面的引领意义不可低估。能谈谈你对“伦理批评”的认识吗？为何会将“伦理批评”引入到了军旅文学研究中？ 傅逸尘：首先应该说是21世纪初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本身决定的，也就是说它给我提供了采用“伦理批评”的方法研究的可能性。这种方法用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军旅文学研究中是无法想象的。张文红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一书给我很多启示，使我的研究能够在更宽泛的空间中展开。从伦理哲学角度分析，作为社会本体的伦理关系就不仅仅囿限指涉着父子和性爱等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小说文本是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呈现，源自作家主体的叙事行为是对诸种伦理关系以文本形式进行的艺术展现过程。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本质、最稳定、最具传统色彩和规范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在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进程中，逐步从纷纭的人际关系中梳理出有典型意义的伦理叙事模式。模式的表象性和象征性始终在承继、延续、发展，而其内蕴和寓意却在无穷变换着。 从伦理叙事的角度，我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层面：一、父子伦理——从“审父”到“寻父”的嬗变、“父性文化”的重建、“子我”的主体性成长；二、历史伦理——从“宏大史诗”到“小写历史”的诗学转化、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诗学探求、正面描写与正史讲述；三、军人伦理——“价值解圣”与“职场军人”、“新军事变革”与战争焦虑、“新型高素质军人”的文学想象；四、英雄伦理——英雄话语的重建、“另类”英雄的塑造、英雄悲剧的超越性；五、现实伦理——“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守望“生活现场”、为军旅生活的“存在”作证；六、情爱伦理——“身体出场”的情爱叙事、“性爱诗学”的政治语义、“女性自觉”的主体觉醒。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我的研究涉及到诸多问题：一、通俗化转向——文学生态的大众化巨变、审美趣味的多元文化格局、故事讲述的通俗化；二、日常经验凸起——日常经验拓展题材边界、个人化写作与私语化叙事、挣脱主流价值束缚；三、回归文学性本源——文体自觉与技术创新、诗意的现实主义与智性写作、内在经验的叙事探索；四、类型化写作——小说类型化与反类型化叙事、小说写作的影视化、网络叙事空间的拓展；五、悲剧精神——悲剧精神与超越性、历史的悲剧、现实的悲剧、女性的悲剧。 利奥塔就认为，当代社会背景下的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确实，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语境中，伦理以“立言”的方式存在已经非常困难，人们更热衷于叙事的伦理，而不是枯燥呆板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伦理只有进入叙事或者说进入生存才能凸现它的存在价值。在现代秩序的规范下，人们生存的压力与生命感觉的破碎，需要能够重新整合人的存在时空的叙事来弥补，而不欢迎冰冷而空洞的理论与说教。小说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讲述故事，更应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人类心灵的真实，并负起“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这恰恰是小说叙事的伦理意义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我对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问题的提出与阐释，就不仅仅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更是基于对一种文学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信仰的坚守。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一个伦理现象，其次才是一个文学现象；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其次才是一个诗学现象。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正是沿着这样的精神轨迹，完成了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向“个体自由主义小叙事”的转型。 周明全：看了你目前出版的两本专著，你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并对伪现实主义进行了批评。你认为，在当下，作家应该如何描写当下现实？ 傅逸尘：关于现实主义讨论起来太复杂，但21世纪初年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甚至于成为中国作家普遍选择的文学方法不是文学的一种正常形态，关注社会现实当然好，但只用一种方法描写现实就不好了。我虽然没有亲历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但向往和羡慕那个年代文学的丰富性与作家创作的激情。伟大的思想只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中。莫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并不怎么太先锋，但当所有的先锋作家都回归现实主义的时候，莫言却始终坚持着他的文学性探索，我以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先锋作家。现实的复杂性，以及作家文学观念与风格的多样性决定了作家描写现实的路径的不可规约性。批评家的责任不是给作家指出一条伟大的文学前行的路径，而是参与到作家在描写现实的过程中的文学性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