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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宕与探索 哈姆莱特在行动上的延宕是莎学研究中的又一核心问题，包括歌德、丹纳和别林斯基等在内的众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提供了个人的见解。巴廷豪斯认为，哈姆莱特，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被古老的关于罪恶的问题压抑的王子，比绝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易于受异教思想的影响。在分辩这一事实上的无能是他的悲剧的核心(Battenhouse 192)。安东尼森则认为，哈姆莱特原本拥有的完美世界被残忍地毁掉了，他徒劳地希望把他的母亲放回原来的位置从而也修复他的生命和人生的旧有状态(Anthonisen 233)。约翰·雷认为，哈姆莱特在很大程度上怀疑所谓的鬼魂是某种恶魔借用了他父亲的形骸而引诱他走向毁灭之路，正是这种不确定成为他行为延宕的最初原因。一旦以一种延宕而不是行动的理由开端，哈姆莱特的忧郁就不断为这一重大的决定寻找一个接一个继续推延行动的理由(Rea 208)。神话—原型批评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不自愿的却又守本分的替罪羊原型。恰恰由于不自愿，他迟迟不杀死克劳狄斯：然而当他发觉自己的使命责无旁贷时，又最终履行了使命。同时，他又是一个探求型英雄的原型，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精神旅行，逐渐由单纯无知一步步走向成熟(Guerin et al 40)。 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似乎将“延宕”本身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哈姆莱特并不缺乏行动。只要我们不仅仅把行动指向“复仇”这一个被推至最前台的事件，就不难发现哈姆莱特一直在边思考，边行动。他每想清楚一个问题或弄清楚一个真相，就会果断地采取一次行动。当鬼魂告诉他自己被害的“真相”之后，哈姆莱特即刻采取了装疯的行动。当伶人出现在城里的时候，他立即利用他们来确证克劳狄斯弑兄夺位的罪行。他确证了克劳狄斯的罪行之后，在母亲的寝宫便毫不犹豫地刺向他以为是克劳狄斯的帘后之人。当被克劳狄斯安排去英国时，他想方设法偷得密信，并把内容更改，又努力逃回丹麦。当莱昂替斯向他发出挑战时，他即时应战，即便意识到有危险存在。可以说，哈姆莱特一直都在行动。每当最直接困扰着他的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都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此时的他暂时将自己整合成一个整体。然而，哈姆莱特整体上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的，人格“分裂”是他大部分时间里的真实状态。他对他母亲所说的“把那坏的一半丢掉”(151)，也是他自己不断努力挣扎的写照。对他来说，要扔掉的与其说是罪恶的一半，不如说是陈腐落后的一半。这样一个经常处于分裂状态的人，他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以一次自我整合为前提，而每一次自我整合都要以想清楚一个问题为前提。因此，剧中对他处于清醒和疯癫两种状态交替出现的安排，与其说是他自身有意识的行为，不如说是他整体精神人格的写照。 哈姆莱特的思考已经不仅仅限于对外在客观对象的思考，他有很多次都在深刻地审视自己。但他既看不清外界，也看不清自己。因为他正处于一个“解构和重塑社会、文化和政治”(Yang 97)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力量在此集结和对抗。莎士比亚将哈姆莱特放在如此复杂的文化结点上，其目的就已不再是传统戏剧所追求的“对行动的模仿”。大量的文化信息需要通过哈姆莱特传达出来，一个需要完成的行动无疑是展开思考、连缀信息的有效媒介。于是，哈姆莱特被塑造成一个缺乏执行力的复仇者，他犹豫延宕，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艰巨使命，从一开始就怀疑以一己之力担负这“重整乾坤”使命的能力。但是历史向我们证明了他的伟大。他的精神探索至今不绝，并将永远持续下去。 总之，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用异象和话语构造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表象世界。在不可确定的表象背后是确切无疑的生存意志的永恒涌动。这不可捉摸的表象和不可扼制的意志都令人痛苦不堪。为此，莎士比亚赋予记忆和话语以巨大的力量。通过记忆和话语，人们延续生命，对抗死亡，实现对生存意志的解放。言说的内容是一些永恒的、没有结论的哲学命题。对这些问题来说，结论或许重要，但把问题传递下去，才是最重要的。鬼魂的话语影响了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话语，或者应该说是莎士比亚的话语，已经、正在、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世人。哈姆莱特如同俄狄浦斯一样，也是一个哲人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