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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它太励志了，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喜爱它。在用冰水擦身的时候，不是不怕，很怕，多冷啊。可是，心里头有克里斯多夫，他在看着我，勇气就来了。你看，我也进步了，用克里斯多夫来励志了。 张莉：哎，你说的这个这场景，冰水擦身，以《约翰·克里斯多夫》励志，太让人感叹了。 毕飞宇：可是这本书也闹心，那就是克里斯多夫接连不断的爱情，他是个光棍，一辈子没有结婚，可是，小爱情是不断的，阿达，萨皮娜，安多纳德，雅葛丽娜，一个接一个。我想说罗曼·罗兰是描写“小爱情”的圣手，就是少年的那些爱情，他真是写得好。还有一个也闹心，那就是罗曼·罗兰也喜欢警句，动不动就来一下，我就一边看，一边抄，就是这样的句子：“许多不幸的天才缺乏表现力，把他们沉思默想得来的思想都带进了坟墓。”“批评家是风向标，他们却以为自己操纵了风向。”到处都是类似的句子，闪闪的，我就抄，满满的一本。17岁的年轻人哪有不爱这些的？很爱。我每天都是控制着看的，不许自己多看。这本书看完的时候我相当痛苦，克里斯多夫他走了。四十岁之后，为了回顾我的青春，我把这本书再读了一遍，很遗憾，我老了，再也读不到当年的激动了，怅然得很。 张莉：我觉得《约翰·克里斯多夫》不能算特别重要的经典，当然励志是一定的。你刚才一口气说出那些句子，记忆力真好。 毕飞宇：这个当然。2011年，我写过一个短篇，《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在这个短篇里我写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因为吸烟，她的身上着火了，她就慢悠悠地拍，一巴掌一巴掌的。这个动态的描写也就十来个字，这就是从罗曼·罗兰那里读来的，应该在第四册里头，可以查得到。那时候克里斯多夫正在瑞士的一对老夫妇家里避难，那个老夫人很木，动作迟缓，她的身上着火了，她不急，在那儿掸，像掸灰尘一样。 张莉：真是小说家的脑子，那个细节我也读到过的，但我没这么琢磨过。 毕飞宇：放在今天来看，罗曼·罗兰显然并不是那种顶级的作家，我只是说，在我读大学之前，他给了我十分不一样的文学记忆，我做了许多的笔记，流了许多的泪。我相信当年有许多文学青年都有相同的记忆。 4、《悲惨世界》：书中的“宽容”让当时的中国人久旱逢甘霖 张莉：你读的这些东西在你后来的创作里面一定会有所体现。 毕飞宇：是的，没有阅读哪里有写作呢？写作是阅读的儿子。我在写作的时候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这个别人已经写过了，那我就换一个说法。 张莉：你的记忆力令人吃惊，可以记到那种细微处。 毕飞宇：哪里，每个人的记忆都有自己的强区和弱区，对了，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那就是《悲惨世界》。这件事有点独特了，是1979年还是1980年？反正是那么一个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许多人的胳肢窝里都夹着一本书，是同一本书，叫《悲惨世界》，你要知道，那可是“文革”后的一个小县城啊，那么多的人在读《悲惨世界》，就好像党中央发了通知一样，这让我特别奇怪。后来我注意到，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谈论这本书的文章也特别多。我就找来看了，我看得飞快，应当说，我当时还没有阅读这本书的能力，到了大学阶段，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了，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好人与坏人的故事。“文革”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坏人，我们不是只有原罪——历史反革命，还可能有现罪——现行反革命。《悲惨世界》反过来了，它是把坏人当作好人来看的，你偷，我就把赃物当作礼物送给你。宽容维护了体面，宽容维护了自由，尽管《悲惨世界》远不是宽容这样简单，但是，就是这样的宽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它得到中国人的喜爱是必然的。 张莉：“宽容”二字，有说服力。 毕飞宇：李敬泽说过一句话，狄更斯是背负着上帝写作的，我觉得雨果也是这样的，他一直在强调“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从我读到的第一天起就在我的心里了，一直到今天。这是一种普世的情怀，“人道主义”这个主义底下达成共识，“人道主义”可以用一句大白话来表述：拿人当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