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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北文化资源谱系作为历史记载和文化记忆，东北文学是重要载体和传承样式。夏志清先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文学给予很高评价：“他们（东北作家）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5］。李欧梵在《剑桥中华民国史》借用他直言不讳的判断，“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这种判断确实话出有据，有其道理。” 东北文学的偶发振兴，成为一种时代力量，北方的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民俗文化等都暗蕴其中，极具魅力。地域文化的特征之一——“胡子”（土匪）形象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砂》《科尔沁旗草原》对“胡子”形象的刻画都不吝笔墨，有既性格彪悍又感情温柔“半截塔”（《第三代》），有义无反顾、有勇有谋的铁鹰队长（《八月的乡村》），有备受尊重的“老北风”（《科尔沁旗草原》），有既烧杀劫掠、又勇于杀敌的煤黑子（《遥远的风砂》）……“胡子”的形象不是单一、简单的，而是复杂、丰富的，富有变化和人格色彩，体现了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东北学者逄增玉认为：“那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脱离了人生正常轨道而处在历史和人生夹缝中的胡子(土匪)身上，可以说，同样体现出东北的生命强力，尽管这种体现有时是逆向的、扭曲的，但是，在东北作家作品中，却往往是或绝对是充满诗意的。”［6］然而我们要考察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思考随着时间推进，这些“胡子”都去哪了？1949年之后，我们熟悉文学中的“胡子”形象是座山雕、小炉匠（《林海雪原》），柳八爷（《苦菜花》），桥隆飙（《桥隆飙》）等；新时期以来，土匪形象鲜明的有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如《烟》《美穴地》、尤凤伟的《石门夜话》、谈歌的《家园笔记》等，如果勉强寻找东北文学中的土匪形象，东北作家石钟山的《关东镖局》《横赌》可以入列。也就是说，曾经风云一时的“土匪”系列形象已经不再是东北文学的文化标签，而是更广阔地域的作家的创作对象。地域文化的特征之二，宗教文化作为表征。萨满教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最古老、最具土著色彩的民间宗教形态，“跳大神”是最基本的宗教仪式。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等对萨满“跳大神”仪式都有叙述，多是暗含萨满教对人性的戕害、对民众的吞噬或者富贵阶层利用萨满教对农民的愚弄，如12岁的小团圆媳妇被借助“跳大神”仪式折磨致死（《呼兰河传》），丁家借助萨满教蒙骗百姓（《科尔沁旗草原》）等。现代东北作家对萨满教的蛊惑性、神秘性、民间性有着更多的体认，复杂情感中的否定多于欣赏。我们接续的关注，是萨满教文化的延展和续声。新时期以来，郑万隆的《黄烟》、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对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进行新的阐释和新的观察。山林中普通的黄烟被认为是山神“白那恰”发怒的表现（《黄烟》），牧羊人顿珠失踪变成说唱艺人（《冈底斯的诱惑》），原始极地发声的神秘故事（《极地之侧》），萨满教更多地体现了娱乐性、神秘性、文化性的大众认知，体现为外向式的介入和参与意识，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技巧实验和创作冒险。伊夫·瓦岱曾说：“先锋派往往就是在为避免落入俗套而做出努力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原始文化的价值。”［7］然而，随着时间发展，原始宗教的母题书写踪迹难觅，只有坚持东北土地的迟子建依然醉心于东北自然风物的灵性感知和思考方式。 如果简单地理解东北文学演进过程的跌宕起伏，大致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创作场域的消失。战争已经远去，愤怒情绪、流亡情结都已消散，随着场域的消失，“胡子”文化的主题高潮、俄罗斯异质文化的新鲜等等都逐渐消退，包括多民族为抗战共同目标而融合的主题形式也就淡化了。地域文化的优势已经不在，东北作家的创作动力、创作目标已经各自为战、弥乱无绪，如阿成关注地域文化特质、孙惠芬关注乡土写作、谢友鄞关注辽西的生存状态、王充闾的散文投向传统文化和历史人物等。二是成长历程的变化。现代作家如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都经历流亡、逃难，家国沦亡情绪是他们的切身体悟，他们的直观观察和生命感悟就是壮烈诗篇的注脚和波澜起伏的文学的标记。而当代东北作家成长经历的是重新启蒙、重新思考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文学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和存在空间，面临着多维度、多视角、多样性创作模式的现实，因此，东北文学写作者不再具有独特或者先发的优势。即使有迟子建等东北作家的坚守，也仅仅是单兵作战，持之以恒的、处于高峰的群体式的写作态势逐渐退隐。三是创作兴趣的转移。当下影视的普遍化、传媒的现代化推挤着边缘化的文学，浮躁的写作者无法沉潜其中，也就无法创作更有力度和更有质感的文学，如石钟山更注重文学转型为电视剧，金仁顺等70后更关注内在、自我的创作状态等。 鲁迅在给萧军《八月的乡村》作序时说：“《八月的乡村》……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4］293他着重强调了“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是东北文学的时代意义。1978年11月28日，夏志清在纽约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中译本序的时候说：“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有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在这一时期，他读了许多作家作品，对一些作家进行重新或者补充评价，他说：“我对《八月的乡村》所作的评论，稍欠公正。……我现在认为端木蕻良、路翎二人都应有专章评论才对。……我计划另写一部《抗战时期的小说史》，把吴组缃、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予以专章讨论。”［9］夏志清对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判断是相对客观公允的，而且，如果有机会他会给予更高的文学评价。我们判断一个时期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学地位，终究是有所选择的，“无论是审美判断还是学问判断，大都具备两种路向：一个是作家个体的纵向研究，即把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其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价；一个是注重作家与周边或者同类作家的关系研究，通过同类比较来进行价值评价”［10］。所以，“东北作家群”可以与同时代的作家比肩而立，是东北文学的标志性力量；而新时期以来，东北荒寒文化的迷遁和退隐，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如今，东北文学已然在缓慢转型，东北有黑龙江迟子建的持之以恒的文学追求、阿成的哈尔滨底层市民的书写，吉林有张笑天的30卷《张笑天全集》的浑厚力量、70后金仁顺的内敛式青春写作，辽宁有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的书写以及孙惠芬的新乡土创作等，我们希望新世纪的书写能够重构文学版图，使构建东北新的文学力量和实践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