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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也在与外部的遭遇中不断生成自己、辨识自己、发展自己，无法拒绝他者 刘擎：诗歌不仅要发问，在对待公共生活、社会生活当中，诗人会和其他人联合起来一起来做这些事。谈到中国我也很有体会，刚才杨炼的演讲中谈到他的流亡精神，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流亡者，在现在的世界上。 大家在这个时代里，面对着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一方面要守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觉得应该拥抱世界的开放性。杨炼虽然没有完全展开，但暗示的一种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似乎没有觉得外部世界对我用汉语写作的人有冲击，反而是给我开放出一个新天地。 杨炼：一个人的精神的存在质量，是随着给自身提问的深度和丰富性而增加的。这是我不期而然获得的东西，我父母都是英语教授，但我在国内拒绝学英语。在海外写作时，没有感到语言上的转折，只有深化和印证，因为中国这部“思想辞典”真的是有质量的。刘擎：“中国的思想辞典”，这个说法特别打动我。实际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对待外部的文明的民族，但在近代以后收缩成封闭、防范和抵御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国所谓文明的复兴是重新能够和世界相容。 杨炼：今天，西方、中国已无法截然分开了。在混淆之中，实际上焦虑、困惑不只是对一个他者的困惑，说实在，现在世界面对着一个非常古怪的，可能从来没出现过的荒诞，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让人越来越难以理解，这世界是怎么了？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这种问题。我认为，其实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大洗牌的状态，我们在一个大的没人面对过的处境面前。 刘擎：我赞成您的看法。这个过程，好像是新的，实际上也不是新的。我们个人是在关系当中的，民族也是如此。民族从来是和外部的交往或者遭遇中来生成自己、辨识自己、发展自己，我称之为“文化的遭遇论”。在晚清、民国初年时，西方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应对、消化、吸纳进来的外部，一个绝对的他者，所以我们有了这么长时间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到今天，在学习当中，外部慢慢转化成内部，内外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的，外部的东西变成了中国自身的构成性的部分，还不是一般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带着外部、内部的泾渭分明的视角。 杨炼：当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时，正是同心圆在诗歌的提问中不停深化，不停扩大建立独立的精神世界之时。诗歌在这里还是有点用处的。 刘擎：有很大的用处，我完全同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