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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志》“小说家”与“小说”的民间性 《汉志》为我们勾勒了小说发生之初，起于口语叙事的历史场景，清楚地表明了小说源自民间的性质。“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表明“小说”不是某个作者的独创，而是流播中的大众文化的积淀，综合了社会上原有的种种神话传说、民间生存智慧故事、生活常识、民间信仰等，承续了社会集体的文化意识，是民间的生活经验和价值传承的积淀，又是体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汉志》载青史子五十七篇为古代史官记事，现存三则都是关于民俗的记载。《说苑·谈丛》多民间俗语、谚语，《淮南子》《说山》、《说林》中亦多此类，颇似后来的《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类，都并非专业知识分子水准的东西。《心术》也来自日常察言观色的切身体会；《未央术》产生于汉代，不仅时代不及诸子，且浅薄、不僧不道难以归类，故归之“小说家”。“小说家”其“似子者”和“近史者”的性质其实就是统一在民间智慧这个层面上。如《周说》近《封神演义》，大家看重的就是它的民间性，而并非仅故事性。 《汉志》“小说家”成立时，把当时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化都吸纳进来了。其中能够析出的部分“自立门户”。暂时不能与成为显学并与诸子抗衡的部分，由于长期历史沉淀形成其内涵的丰富、复杂性、混沌性，尤其是其民间喜闻乐见的叙事性形态，从而成为这样一种与诸子不能并列、不能取消、不能作为附属的状态。在敬天命、远鬼神、重人事的儒家思想统治下，汉武帝行封禅大典无法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封禅的理论依据和仪式所需的规范准则(“礼”部著录了一些)，不得不求诸民间。这时“小说”不是为了论证、解释某种学说而刻意创作，而是基本采自民间的那些未被组织到诸子篇章中、游离于各种学说之外的“说”，这才是《汉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真实含义。原来“小说”本不是文学的专利，娱宾遣兴，生动形象地传“道”，无论争鸣的诸子、政客、传教徒、巫医厌祝，皆可得而用之。这时期的“小说”“担负了说服、劝戒和娱悦的功能，并在此处与宗教的人生关怀相连接。讲故事和说道理殊途同归，凝聚了古今民众的大悲惧和大欢喜”[10]。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为“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纪实，而是一种“似子者”和“近史者”，不入九流但又深受欢迎的以讲故事为主的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预留了艺术虚构的发展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钟肇鹏认为《汉志》“小说”一如今天的传说；杨义肯定《汉志》“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论价值、口承传统，为中国小说之祖，[11][12]是完全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