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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王绪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纪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关 键 词】《汉志》/“小说家”/“说体”/民间性
    【作者简介】王绪霞(1964-),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在所列百家中专列了“小说家”并有作品著录。因其为诸子之一家,作品与其他诸子看起来似乎又不具有文体区别的意义,故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汉志》“小说”概念与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具有某些相似性,从而无视它的“小说学”价值。但近二十年来,学者们从战国“说体”与小说的“说”的同一性着眼,承认《汉志》“小说家”的“小说”已接近今日所说“小说”,指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其产生源于战国当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说”体。本文拟将众家之说加以辨析梳理,以明晰中国小说概念的真正生成是在西汉武帝前后,《汉志》“小说家”是对小说现实存在的反映,并进一步说明我国小说文体的早期生成与演进。
    一、《汉志》“小说”源于“说体”
    (一)“小说”概念源起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庄子·外物》最早出现“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小说”的意思是小的学说,指琐屑言谈,整句谓“琐屑的言谈与大道相去甚远”,其“小说”与今日小说内涵不同。西汉时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这时的“小说”已开始把先秦那种琐屑的言语——“丛残小语”合为“短书”,组成为一篇像样的篇章了。西汉时刘向的《说苑》一书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东汉时,刘歆在其父刘向所著《别录》基础上撰《七略》,其中首辟“小说家”一类。而班固的《汉志》是在列举诸子九家如儒家、道家、杂家、农家后列举了“小说家”书十五种,并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著录的“小说家”书十五种皆已亡佚,但从班固的论述看,这些“小说”大概指来自民间的传闻轶事,包括《百家》、稷下道家《宋子》、方士《未央术》等,旨趣各异;还包括《青史子》、《周考》、《周记》等史籍。“小说家”书十五种中,《虞初周说》不仅卷帙繁富,为诸书之首,而且其性质亦最接近魏晋志怪小说,所以张衡在《西京赋》中说:“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
    (二)《汉志》“小说”源于战国“说体”
    周策纵说:“我以为这个‘小说’的‘说’字,和现在‘说话’或‘论说’的‘说’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周朝,尤其是晚周、春秋战国时代,‘说’字大多含有两种意义:之一,多半用作‘游说’之‘说’,即是劝说、说服之意,例如《韩非子》里的‘说难’、‘说林’等都是这种意义;之二,和‘悦’字相同,大概意指悦耳、悦心之言,取心中快乐,或用语言取悦的意思。我认为‘小说’一词,应读作。xiao shui或xiao yue,尤其是前者。”[1]《诗经·?{风·定之方中》毛传:“山川能说”,《释文》:“能说,如字。《郑志》‘问曰:“‘山川能说’,何谓也?”答曰:“两读。或言说,说者,说其形势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读如‘遂事不谏’之遂。”’”《淮南子》中“说山”、?“说林”,刘向《说苑》等都与《韩非子·说林》同义。即“说”有“说解”及“述其故事”的含义。《说文》的“说”即“释说”。这一义项汉代应用广泛。
    战国“说”风大炽,“口说流行”,诸子辩说、师徒授受、瞽史诵说皆以口传为主。《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说之(齐威王)以讔”、“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这类例子很多,不赘。此处“说”皆“释说、开解、演绎”之谓。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它既包括逻辑推演,也包括寓言譬喻。战国到秦汉,经史也多以口传。“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2]可见《春秋》的传原来多为口传,这仅是《春秋》二十三家的例子,其余《诗》、《论语》及诸子,无不以口传为主。“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口说盛行可见一斑。且无论经史,一经口传加以诠释、演绎,就促成解经的“说体”成熟和繁荣。“说”的叙事性内容或取资史书,或采自街谈巷语,或为作者虚构(寓言)。取资史书者,将长编史书截为一个个短小的段子,绎内涵,形成为自家学说服务的“说”;口传过程未免张冠李戴(这就是虚诞、依托的来由),但无害得意忘言。它们非“子”非“史”,且有了新的用途,时人为区别于“子”、“史”,称为“说”。
    “说体”有的无故事性,如许慎的《说文》,如刘安《淮南子》中《说山》、《说林》的大部分以及刘向的《说苑·谈丛》等。有的有故事性,如《庄子·说剑》、刘向《说苑》大部分及《韩非子》中的《储说》、《说林》等。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3]认为:先秦时存在一种以讲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当时被人称为“说”(或“传”、“语”),现在可以称它们为“说体”,它以口头传播而得名,它直接导源出后来的“小说”和寓言等文体。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廖群先生将全部“说体”都说成是叙事性的,但她将“说体”从诸子散文中剥离出来,功不可没。此前,赵逵夫师也曾将《庄子》中“说体”的《说剑》剥离出来,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小说。[4]这都证明“说体”中的经典部分甚至经得起近代小说概念与理论的考量。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肯定《汉志》小说概念的“说”带有本体论价值[5],其实质即在于此。因此,我们进一步说《汉志》“小说”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为“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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