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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志》“小说”与“经”说、诸子之说 (一)“小说”与“经说”对应形成 其实，“说”在《汉志》中各部都不乏著录，并非都属“小说家”。很多“说”潜藏在作品集中。其次，战国“说体”依靠口传，流传很广，一个故事收录在不同书中的情况很多。《战国策》、《吕氏春秋》、《庄子》、《韩诗外传》等书中故事类内容见于《说苑》、《新序》以及《韩非子》中《储说》、《说林》者尚多。《晏子使楚》是“儒家”所著录《晏子春秋》一书的重要内容，但在《说苑》中也有收录。这种情况不是个别，而是非常普遍。大多数“经说”并不单列，只依附于经。所以《汉志》中“说”与非说，甚至“说”的学派归属都并不绝对化，这也是战国中后期文化融合的体现。 《汉志》“小说家”以外著录不少以“说”命名的著作，它们的“说”与“小说”之“说”同义，它们形成的原理与“小说”同；但它们依附于经典，属于“经说”。《汉志》中常常“经”与“经说”对举： 《诗经》二十八卷：《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 《论语》古二十一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 《孝经》一篇：《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安昌侯说》一篇。“经”在战国指诸子经典，如《墨子》有“墨经”，道家有《道德经》，在汉代主要指儒家经典。《汉志》中两种“经”并存，故此文所指“经”泛指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经典。“经”是理论，而“经说”是解释，是注释式的，如《墨子·经说》即注释式，无故事；有故事类的，如《韩非子·说林》。“经”、“经说”对举时，“经说”的“释说”这个义项和作为文体的“身份”也更为明确。“经”与“经说”的作者一般不是一个人，如果抛开“经说”与经的关系不谈，含有故事的“经说”都可独立出来成为小说，因为它们这个“说”与《汉志》小说之“说”的学理一般无二。独立的“说”如果不是“经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说”了。因为没有“经”抬高身价，加之“说”又向来为人轻视，故称“小”。所以“小说”是一个与“经说”对应的词，并不如人们认为的那样与“大道”对应。需要强调的是“经说”不是“经”+“说”，“小说”也不是“小道”+“说”，更不是“微不足道(小)的学说”。虽然小说中包含一些看似小道的东西，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六艺虽著录很多“经说”，但它们作为“经”的附庸存在，它们的文体特征被掩盖了。而“小说”之名恰恰强调的是“说”的文体规定性，指那些以“说”为特征集合在一起的内容，包括谚语、历史故事、传说、神话、寓言等。《汉志》在如实著录小说家时，注意到这种区别，特意做了“小说家”不入九流的说明，在当时背景下这个说明是足够的(不会发生歧义)。因此，《汉志》小说家其实虽与其他诸子并列，但又与其他诸子区别。 (二)《汉志》“小说”与诸子之说 “说”在战国时就是各家传道的工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以“秦伯嫁女”、“买椟还珠”告诫大家“寓道于乐”不能以文害道，否则只能导致游说失败。 民间固有的、以叙事形态流传的传说故事等，战国以来被赋予“说”或“小说”之名。其中一些被诸子收集起来，一些未被组织到篇章中，游离于诸子学说之外，比如《说苑》、《韩非子·储说》，《淮南子·说林》、《淮南子·说山》等(《韩非子·说林》稍有不同)，这些“说”与“经”的关系很松散。它们很多根本没有经或道可以依傍，只是一些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因此，我们也不必将“经说”与“小说”的界限划分得过于分明。 《汉志》“小说家”十五部作品，以“说”命名者五部，虽不能肯定它们都指故事体的“说”，但毫无疑问《虞初周说》的“说”与“小说家”之“说”指同一概念。《汉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虞初作品篇幅占“小说家”的90％，“小说家”的命名不可能不受他影响；且他是“小说家”中唯一著录全名的，也是“小说”“知名”作者中最早的。《心术》、《未央术》虽都在武帝时，前者刘向已不知其姓，后者也未录其姓氏；《周记》在虞初之后，也未著录姓氏。学者们着眼于考证“待诏”、“黄车使者”是何职务，却未追究为什么这里只有虞初是著录全名。我们认为是虞初“小说”当时名气太大，作品太多，遂成为一代小说家的代表。《心术》、《未央术》、《封禅方说》、《周记》都是献于皇帝的，民间未必流传。《虞初周说》也称“秘书”(中秘)，但这个“秘”也许是方士伎俩，故意弄得很神秘，但也很流行。我们推测，刘向编《别录》时，虞初小说影响已在；桓谭等人的论述也当从虞初的现象生发出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小说家·虞初周说”注曰：“本志篇帙，莫此为众，《庄子》曰‘饰小说以干悬令’，而此固非以干悬令者，亦如后世小说，为娱乐之具已。”[6](P164)虞初为方士，熟谙医巫厌祝之术，应邵注《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且《虞初周说》篇幅巨大，即使是方术之言，也是方士版的《周书》演绎，正如后来《封神演义》的雏形。现存《太平广记》的《鬻子说》一则，与此颇为相像，正可参照。李零认为《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一种“阴谋书”《伊尹》、《鬻子》等，这类阴谋书和“小说家”有密切关系，著录在《汉志》“小说家”的是对应的《伊尹说》、《鬻子说》，“有些内容就像《三国演义》，如《孙子·用间》说商周的开国功臣伊尹、吕牙都是间谍，据考就是来源于这些故事”。[7]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它们都是游离于“大道”、“经”之外的，这些“说”应即我们所言“小说”之“说”。 《汉志》列入“小说家”的《宋子》18篇(后其书失传)是“说”得好的“诸子之说”的典范。《荀子·政论》说宋钘“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说，成文典”。“成文典”说明其著作并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作可比。关于宋子入“小说家”，顾颉刚说“(《宋子》)以其突梯滑稽，类于市井之谈，遂使刘向、歆校书时视为不雅训而抑之……原宋鈃之所以如是，原非如淳于髡、东方朔之流之好为滑稽，乃含有通俗文学之意，取其为群众生活之常情，适其听闻，便于借以宣传已所见到之真理。《庄子·天下》云：‘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知其不独游说君主，亦复向人民大众说教。假事于邻父、邻子则最易得人了解。佛教徒为便利说教，作《百喻经》，能近取譬，故其入人也深。宋鈃生于战国而能若是，以全民为其对象，强聒、强见以行其志，谓非奇杰乎？”[8](P287－296)。可见，宋子为了“上说、下教”，便以日常生活故事入说，但其所含义理又绝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可比。班固将《宋子》列入“小说家”，说明宋子的“说”极其出色，也说明了《汉志》“小说家”中又含诸子百家。故杨宽详细论证过“小说家”中《宋子》、《百家》两书的叙事性质[9](P616－619)，以证明其所蕴涵的小说文体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