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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新审视词体的唐宋之辨这个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而现在却被冷落的词学论题，究竟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词体的唐宋之辨为唐宋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视角。说它熟悉，是因为诗歌的唐宋之争几乎已尽人皆知，唐诗、宋诗作为古典诗歌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审美范型，人们对其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相当透彻，许多研究工作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而如上所述，唐词、宋词作为词体的两种审美范型，其美学特征与唐诗、宋诗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关于唐诗、宋诗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向词学领域“移植”或拓展，词史上的一些问题可由此得到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比如陈廷焯对张先的一段著名评论：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46) 张先词为何是“古今一大转移”?柳永生年本在张先之前，陈廷焯却将他置于“后此”的词人中是否妥当?我们不妨先看看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关于诗分唐宋的论述。他先引述了德国席勒《论诗派》一文中的看法，“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然后指出：“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47)钱的观点，正好可以运用到词分唐宋的理论中来，并进而对陈廷焯的这段评论作出解释：陈在这里论述的是词的流变，着眼点在于词的体制，或者说词的审美风格问题。就词的体制或审美风格而言，则自然含蓄之唐词为古，发扬蹈厉之宋词为今。他将张先词称为“古今一大转移”，正是看到了张的词风“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的特点。而柳永被列为张先之后的词人之一，也正因为他的词在体制上“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当然，总体而言，诗词“古体”的出现还是要早于“今体”，“唐体”要早于“宋体”。从词史发展的时间线索来看，张先的创作周期从北宋真、仁之际一直延续到了神宗熙宁年间，而正是从熙宁年间开始，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活跃于元祐前后的词人纷纷登上词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创作，被某些论者认为是“真正的‘宋音’，而不再是‘唐调’”(48)。因此，张先在时间上也是处于词风由“唐”到“宋”、由“古”到“今”的转移之间的。 其次，词体的唐宋之辨能为理解和阐释文学史演进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提供方便。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曾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一个宏观概括，他认为： 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到盛唐，这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条姿势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的是《楚辞》、《汉赋》，后者的是五代宋词。而这辞赋与词还是诗的支流。然则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49) 王国维也有一段与闻一多观点类似的话：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50) 闻一多和王国维的这两段关于文学史演进的言论虽然看似有些偏颇，但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诗分唐宋、词亦分唐宋这一事实，那么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建安到盛唐，是以“性情”为主要表现内容，以真朴自然为主要美学风格的“唐体”(或曰“古体”)诗歌的兴盛期；从中唐到北宋，则是具有相似审美特征的“唐词”的兴盛期，故被称为前者的“灿烂的尾巴”。而中唐以后的诗史和宋室南渡以后的词史，则是另一种审美范型——“宋体”(或曰“今体”)诗词的兴盛期。这种类型的诗词，“真情”减少了，说理的成分增加，大量用于社交应酬的场合，讲究法度技巧，人工雕琢的痕迹趋于明显，从其抒情性和感染力来说，确实是不及“唐体”。 其三，词体的唐宋之辨亦能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史出现了一次极大的转变，论者多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之前称为开放、外倾的“唐型文化”时期，之后称为收敛、内省的“宋型文化”时期。而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和组成部分，也常常被简单地归类：唐诗成了“唐型文化”的代表性文体，宋词成了“宋型文化”的代表性文体。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确切、不完整的。从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安史之乱”虽可称为“唐型文化”到“宋型文化”的转折点，但它只是一个开端，到北宋后期，这种转折才接近完成，至南宋方逐渐凝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作为宋型文化精神内核的理学在北宋后期始初步生成，至南宋才普遍流行这一事实中即可得到证明。而诗、词均有唐宋两体的事实又提醒我们：体现了“唐型文化”特色的，实际上是“唐体”的诗、词；刻上了“宋型文化”烙印的，则是“宋体”的诗、词。由于成熟的“宋体”诗、词均出现于北宋后期，而盛行于南宋，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它们各自的发展轨迹、盛衰变化，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在时间上是基本同步的。这样一种认识，较之那些笼统的说法，应该是要更加深入、更为准确一些。 词体的唐宋之辨，是一个相当大的论题。限于学识，本文只是大致阐述了其学术史轨迹、审美特征差异以及这一论题的学术意义，其他可以探讨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词体唐宋之辨与词的婉约、豪放之争的关系，与词的南北宋之争的关系，是否可以从词分唐宋的角度来进行词史分期，以及词史上是否如诗史一样存在着“宗唐”与“宗宋”的派别之争等等，均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