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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之“唐音”、“宋调”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型，它们各有何美学特征呢?从上面对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历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较为零散，分别涉及了内容、技巧、语言、音乐、风格等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探讨的，是当代学者孙虹。她在《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词中“唐音”产生于与南朝特别是宫体诗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也具有了与宫体诗相似的唯情唯美的倾向；并且，由于燕乐这种新的音乐形式的制约，其唯情唯美的倾向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唐五代词以动荡为美、以柔弱为美的总体风格。而“宋调”相对于“唐音”而言，则具有义归雅颂、语有寄托、节制哀乐、哲思化倾向以及传统辞章的历史整合五个特点(24)。笔者以为，对于这一问题，其实还可以联系唐宋诗之别进行一个更为简明扼要的总体性把握。 关于唐宋诗审美特征的差异，古今学者颇多精辟之见。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认为：唐诗所表现的是“兴趣”、“情性”，宋诗则“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唐诗由于“惟在兴趣”，故其艺术风貌自然浑成，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是“自出己意以为诗”，因此讲究法度，刻意雕琢，虽工巧而缺乏浑厚气象，“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25)。钱钟书则认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6)。此外，缪钺在《论宋诗》中认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27)唐宋诗的这些差异，其实也基本适用于作为两种不同审美范型的唐词与宋词。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从表现内容来看，唐词以“情”为主，宋词以“意”为主。所谓“情”，指的是先天所禀、自然而生的“性情”，是非理性的情感情绪，在词中它又主要表现为男女之情；而“意”，则指的是经过了后天修养、理性思考和精心设计而呈现的某种较为清楚的意识、意志或情感，它虽然也可以是男女之情，但这男女之情中常常融合了作者的身世之感或是其他的寓意寄托，在表现的方式上也往往比较理性、克制，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德标准。对于这个区别，宋人自己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前引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言：“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即已明确地指出了唐词在“真情”方面要胜过宋词。黄升虽有“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的评论，但此处的“意”指的是行文的意旨，就其内容来看，仍然是发于自然的“性情”，如胡适所指出的“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28)。此外，明代的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别集》卷一中评贺铸的《忆秦娥》(“晓朦胧”)“无深意，独是像唐调，不像宋调”(29)，也明确把“无深意”作为“唐调”区别于“宋调”的标志。陈子龙称晚唐词“意鲜深至”(30)，亦可为证。清代虽有张惠言等词论家为推尊词体而极力挖掘温庭筠等晚唐词人作品中的微言大义，但究其实，大都还是“侧艳之词”(31)，“类不出乎绮怨”(32)。至于宋词主“意”的特色，在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中即已有所表现，传统的男女情感题材中开始融入了作者宦游求索的心灵感受。至北宋后期，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引领词坛新风，于词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33)的苏轼自不必说，黄庭坚、晁补之亦深受苏轼的影响，秦观则“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34)，贺铸、周邦彦也有“语意精新，用心甚苦”(35)的评语。这些例子都说明在作家之性情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养而成的“意”，已构成了词中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到南宋时，词的内容“上之可寻圣贤之名理；大之可发忠爱之热忱。寄慨于剩水残山；托兴于美人香草。合风雅骚章之轨；同温柔敦厚之归”，更是成了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要求，“意”在词的表现对象中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其二，从艺术技巧来看，唐词多以自然胜，宋词多以人工胜。唐诗具自然之美，而唐词同样也具有这个特点。况周颐曾指出：“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刘梦得《忆江南》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其在斯乎。”(36)这里的“风流高格调”，与词论中所言的“唐人风致”一样，指的都是一种自然浑成之美。词发展到北宋，随着慢词的渐盛，人工雕琢的技巧亦逐渐多了起来。至靖康之后，讲究人工技巧更逐渐成为一种明显的风气，如周济所言“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38)。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杨缵的《作词五要》、沈义父的《乐府指迷》、陆行直的《词旨》等专门讲论词法的著作。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曾从文学进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总结，认为： 无论何种文艺，其在初期，莫不出乎自然，本无所谓法。渐进则法立，更进则法密。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词之进展，亦不外此轨辙。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宋初小令，如欧秦二晏之流，所作以精到胜，与唐五代稍异，盖人工甚于自然矣。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南宋以降，慢词作法，穷极工巧。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宋词自此，殆纯乎人工矣。(39) 缪钺在《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一文中，亦认同每一种文学体裁的演变大都是由“浑成自然，生新活泼”走向“渐重技术，渐重雕琢，以人巧掩天机”的规律，并且指出：“晚唐五代词天机多，无意求工，而自然美好，北宋词天机人巧各半，如周清真词，虽极经意，而尚能浑成，不伤于雕琢，至南宋则弥重技术，人巧胜而天机减矣。”(40) 其三，从语言风格来看，唐词较为含蓄婉转，宋词较为发露生硬。大略而言，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词“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41)，语言浅白而情味深长，比较含蓄婉转，这也就是李之仪在《跋吴师道小词》中所称许的“韵”。与唐词相比，柳永的“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张先的“才不足而情有余”，即显示出语言风格发露直接、较为生硬的特点，而苏轼、辛弃疾等人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指责宋人作词“开口便学杜诗，格高气粗，出语便自生硬”，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明代陈耀文在《花草粹编》自序中认为，当时词集传播中之所以会出现“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的现象，是因为“宣情易感，含思难谐”(42)，这其实也道出了宋词和唐词的语言风格一发露一含蓄的区别。其他如陈廷焯云唐词“于平淡直率中，亦觉言近旨远”，五代以后则“声色渐开”之论(43)，纳兰性德“《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之喻，同样都涉及了唐词与宋词在语言风格方面的上述差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历来对于唐词和宋词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特点的分析，分别是以唐五代词和宋代的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作为审美范型意义上的唐词与宋词，其存在是可以超越时代界限的。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多种美学风格共生并存是一种常态。钱钟书在论诗分唐宋时曾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44)同理，词虽分唐宋，但亦不可以朝代限之，只能是“举大概而言”。因此，当我们用上述关于唐词与宋词审美特征的区分去观照整个唐宋词史时，可以发现：就时段而言，晚唐五代词多为“唐音”，南宋词多为“宋调”，北宋词则是“唐音”与“宋调”并行；以情况较为复杂的北宋词人而论，则欧阳修、二晏等以小令创作为主的作家“唐音”的特色较为明显，而从柳永到周邦彦则显示了词中“宋调”从初创到成熟的轨迹；从词人个体的创作情况来说，也往往是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只是数量多少不同而已。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作为审美范型意义上的唐词与宋词尽管在主要审美特征方面分别接近于唐诗与宋诗，但词体的审美特质在整体上毕竟与诗体有异：诗歌发展到唐代的时候已臻巅峰，各种体式都已高度成熟，宋人不过是在“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45)；而词在晚唐五代的时候比较成熟的只是小令，慢词到宋代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首先要明确这种差别是相对而言的；其次还应注意到，因为词史发展的特殊性，词中“唐音”的特点多见于小令这种体式，而“宋调”的特点则在慢词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