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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端木蕻良的研究状况还与其自身的创作经历和生活经历有关。1933年，年仅21岁的端木蕻良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长篇完成后，端木蕻良将其寄给了郑振铎，得到高度赞扬。郑振铎在回信中曾不无动情地写道：“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出版后，予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篇直到1939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此，夏志清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可是端木不能很幸运地在1939年之前将小说出版，因此《科尔沁旗草原》向来被认为是抗战时的产品加以讨论，而不是1928—1938年间，左派得势的抗战前十年的主要作品……要是他能够在1939年付梓之前，将原稿加以修改，使之具有更澄澈的文体和故事性，《科尔沁旗草原》可能终于被公认为30年代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除创作经历外，端木蕻良与萧红于1938年4月离开西安、回到武汉，后辗转至重庆、香港等地，也可作为其长期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的一个原因。造成端木蕻良南下的原因虽与他和萧红、萧军的感情纠葛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此次远离同样也使其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战场，进而为主流文学界所忽视。40年代的端木蕻良依然笔耕不辍，但却未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状态从40年代持续到80年代初期《曹雪芹》上卷的出版，30余年的光阴已使很多往事被遗忘、记忆被定格，而端木蕻良的创作也被文学史写作简单的归类后，置于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 综上所述：端木蕻良长期不为研究界所重视，既与文坛整体状况有关，又与其个人性格、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阅读完端木蕻良的创作(如八卷本的《端木蕻良文集》)并将其作品置于当时的历史，便会发现端木蕻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家。只要细心对比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同时代的作品，就会得出端木蕻良是较早以长篇小说涉及农村经济破产，揭示地主、农民、土匪等复杂关系的作家。不仅如此，他关于小说主人公丁宁的性格组合公式，即“民粹主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感伤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丁宁主义。”(注：这个公式在不同版本中并不完全一致)可以作为那个时代青年矛盾心理的一个典型概括。由于在丁宁身上有过多端木蕻良自己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读解出两者都有左倾意识，有成为英雄的心理，但它们又偏偏结合在一起。是以，丁宁和端木蕻良又不可避免地体验到一种理想的兴奋与思想的悲悒，进而使其成为长于思索、情感忧郁、优柔寡断的人。端木蕻良在20岁刚过，就可以将主人公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剖析得如此细致、深刻，绝非易事。除了自身的生活体验、认知能力之外，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汲取、融合与精神契合也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端木蕻良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中国作家曹雪芹有着精神联系那样，端木蕻良作品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探索着一条在精神上通往人民、通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道路，探索着一条在情感上与底层人民融合的道路”。只有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才没有把这样一个主题庸俗化、简单化，才没有以‘谁投降谁’的方式代替这样一个严肃的、重大的、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人性发展的文学主题”(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而这一点，恰恰可以作为我们再次认识端木蕻良的一个有力的切入点。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写作可知，端木蕻良最终还是回到了《红楼梦》和曹雪芹这一精神源头之上。端木蕻良年幼时就开始接触《红楼梦》并对曹雪芹饱含深情：“《红楼梦》的作者，在我很小时候，就和他接触了。我常常偷看我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我知道他和我同姓，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端木蕻良：《论忏悔贵族》，徐学鹏编：《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应当说，端木蕻良与曹雪芹相似的经历很快使端木蕻良对曹雪芹和其《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曹雪芹就成为了端木蕻良非常理想的楷模”，并成为端木“自我陶醉的镜子”，“他自己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把曹雪芹当作了自己的父辈，幻想自己就是曹雪芹的后裔或者是化身，甚至就是当代的曹雪芹”(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而对于《红楼梦》，端木蕻良则是“年复一年地看，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百读不厌”(端木蕻良：《我看〈红楼梦〉》，徐学鹏编：《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反复阅读《红楼梦》无疑对端木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完成于30年代的《科尔沁旗草原》就明显带有《红楼梦》的“影子”。40年代初期的端木蕻良在不断迁徙的途中曾撰写多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并在1943年计划完成取材于《红楼梦》的“五部剧”(实际完成三部)。出于对前人续写的《红楼梦》的不满，同时，也是自己对于《红楼梦》的偏爱与独特理解，端木蕻良一直有重新续写《红楼梦》的计划。1978年，端木蕻良在多年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后在妻子钟耀群的提醒与劝说下，改写三卷巨作《曹雪芹》。《曹雪芹》上卷、中卷曾于1980、1985年分别出版，后端木蕻良还于1993年出版了研究《红楼梦》的文集《说不完的〈红楼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不忘《曹雪芹》下卷的写作，这些都可以视为端木“红楼情结”的历史见证。端木蕻良的“红楼情结”在具体展开时遍及小说、戏剧、文论、历史及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他自觉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化古为今、成就非凡。这一点不应因现代、当代文学史各自独立的叙述而淹没。相反地，只有将其以历时性、共时性并重的方式加以审视，才会看到端木蕻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端木蕻良留给我们的文学财富当然还有很多，即使阅读他现存的信件也会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鉴于读者接受和研究现状，端木蕻良毫无疑问地可以作为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通过深入研究端木蕻良，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历史，还可以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修正已有的文学史观念及其认知方式。端木蕻良既是属于东北的现代作家，又是属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他的影响力和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延伸，而这，正是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的前提与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