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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将端木蕻良定位于“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主要基于端木蕻良研究现状的考察。端木蕻良，1912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村，原名曹汉文，1928年在天津读中学时因仰慕诗人屈原而改名曹京平。1936年8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鴜鹭湖的忧郁》时署名端木蕻良并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是一位跨越现代、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一生著述颇丰且涉及面广，成就高且富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鴜鹭湖的忧郁》发表之后，文学批评家胡风立刻称赞说，“这一篇，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首抒情的小曲……这一篇无疑的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胡风：《生人的气息》)1939年5月，端木蕻良的长篇巨作《科尔沁旗草原》出版后，立刻惊动了文坛。批评家巴人撰文《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涵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所有声音与色彩”，他的小说有“音乐的语言”，而端木蕻良则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手”(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30年代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家，自40年代开始，竟几乎名不见经传了。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无论从现代文学史既有的叙史模式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来看，端木蕻良都是一位长期被忽视或曰被边缘化的作家。造成这一现状的主客观原因自然有很多，而剖析这些原因本身就潜含着“深入研究”端木蕻良的可能。 历史地看，端木蕻良研究相对边缘、不为更多读者所熟识，首先与“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及其定位有关。“东北作家群”，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影响下自发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及早日收回故土的强烈愿望。其作品具有粗犷、豪放的风格特征，显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其成员包括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罗烽、舒群等。对比今天研究界广泛关注的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同为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东北作家群”显得有些门庭冷落。除萧红以及萧军之外，一般读者基本不了解“东北作家群”的其他成员。对于“东北作家群”整体研究迟迟未能深入，我们可以通过东北不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中心地带来找寻答案；可以通过“东北作家群”与左翼文学的关系、而左翼文学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总是缺少审美、艺术的特性来探究原因。当然，我们更应当从“东北作家群”本身去解析隐藏在命名背后的种种问题：“东北作家群”应当是对30年代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作家的集体命名，她虽以地域的方式、整体的概括描述了“东北作家群”的总体特征，但不能掩盖其每个成员的创作个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东北作家群”是对特定时代阶段群体写作的一次命名，尽管她涵盖了这批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仍不能覆盖这些作家在4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中国之后卓有成就的创作。而由此看待端木蕻良的创作及研究现状，其恰恰属于这一被遮蔽群体中的一员。 其次，端木蕻良的研究现状还与端木蕻良的个性特别是同时代作家的评价有关。阅读孔海立著述的传记《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以及成歌主编的《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可知：端木蕻良出身贵族，又是东北作家群中屈指可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其在东北作家群中的地位变得十分特殊。他没有到过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当日后成为东北作家群重要成员的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共同聚集在哈尔滨时，他正在天津读中学。他当然应当属于一位地道的东北作家，但同是东北作家群中的许多成员却不愿与其同流。萧军、骆宾基的不满，甚至是后人记录的萧红也对其颇有微词，都表明他在这个群体中的特殊性。除同一批东北作家之外，左翼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端木蕻良也颇为不能接受。当时，习惯长发、身着西服和马靴、举止羞涩、性格孤僻的端木蕻良总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因此，“无论是那些穿军装的还是那些穿长衫甚至穿西装的，都不那么愿意接受这个性格独特的穿马裤皮靴的端木蕻良”(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始终处于‘不被人理解、不被人认同的孤独’状态，遭遇到‘被抛出群体之外的冷落’”(钱理群：《〈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此外，端木蕻良在与萧红恋爱中常常表现出来的软弱、缺乏处事能力也是其常常为人所诟病之处。这些对端木蕻良颇为不利的言辞与评价口耳相传，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端木蕻良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