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天》余华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余华在新作《第七天》里借冥界之鬼魂为我们重现当下冰冷的互害社会：暴力强拆、高官腐败、杀害警察、死刑冤案、刑讯逼供、食品安全、山寨现象、政绩工程、都市鼠族、非法卖肾、“死婴门”、假新闻……当看到这样的文字———“她从农贸市场买菜回家的路上，在桥上走过时，看见下面的河水里漂浮着几具死婴。起初她以为是几条死鱼，心里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鱼身上好像有胳膊有腿……李月珍急忙跑下桥堍，看见漂浮在河面上的确是死去的婴儿，他们和树叶杂草一起漂浮而去，还有几个死婴正从桥下的阴影里漂浮出来，来到阳光闪亮的水面上。李月珍的眼睛看着水面上的死婴在河边走去时，脚被绊了一下，随后她看到有三个死婴搁浅在岸边。”———除了战栗之外你一定不会觉得魔幻和荒诞。 余华毫不忌用赤裸裸的新闻文字：“我意识到四周充满欢声笑语，他们都在快乐地吃着喝着，同时快乐地数落起了那个离去世界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这些黑色的字眼每天都能在微博里刷到以至于我们的愤怒早被刷得稀薄，但是当它们出现在小说里，和诗意抒情的文学语言交合在一起时，我们还是立刻被它们灼伤。新作如平地惊雷，激起微博界一片“骂声”。我们指责余华再一次“冒犯文学”：“《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植采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从文学观感而言，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它更像三两个礼拜就码出来的网络快餐。”还有读者顺着莫言获诺奖的思路，认为《第七天》是一次取悦西方读者的讨巧谄媚行为：“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早已视为陈腐旧闻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有趣，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司空见惯的现实事件，会重新披上超现实的魔幻外衣，在中国当下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比文学想象更为狂野的现实境遇中，又有什么比转述社会新闻更能轻松地令西方读者瞠目结舌并惊作天人的呢？”面对中国当下矛盾丛生、光怪陆离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们一边指责作家虚构文字的无力和无用，只要比对一下年度的小说选本和《南方周末》的年度合订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读者为什么对文学会毫不犹豫地背过身去，但我们又不能容忍一个优秀纯文学作家用这样“正面强攻”的方式直击当下现实，在我们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文学”一定是要对现实进行变形、转换、升华的，是要高于现实的，是要与现实拉开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的，是要高屋建瓴、透视、反省而不是像这样一股脑儿把这个时代的病态不经修饰地赤裸裸地端出来了事。 之所以说这是我们“再一次”对余华的指责，是因为这样的批评同样发生在《兄弟》出版后（尤其是下部），并在当年酿成一个社会文化事件。同样是对作家堆砌、拼贴社会新闻的不满，同样引发了“文学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艺术”的大讨论。从《兄弟》到《第七天》的转变非常明显，《兄弟》描绘的是中国最快发展的“镀金时代”，作家采用一种戏谑的黑色幽默口吻，作品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汹涌澎湃、嘈杂、混乱、亢奋加以强化后的异样和谐。七年后，到了《第七天》里，就像崩盘后的A 股，一切都“冷”了。余华重回第一人称零度叙事，选择一个阴冷的雨雪纷飞的寒冬作为叙事时间，选择让人不寒而栗的殡仪馆作为叙事空间，主人公是一群被抽干了情感和欲望的鬼魂，他们活着时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甚了不起的欲望可言，唯求苟且生存，在不明不白被害死后不能安息而在冥界漂浮，作品整体呈现冷色调———白色。正如我们在镜中能看到自己清晰的样貌，这群鬼魂明晰地显影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冷漠和不公。这些卑微的鬼魂不但生前得不到死后也得不到任何安抚和祈求，现世的“钱文化”、权力等级、潜规则注入了他世的鬼文化，我们看到一群“过饱鬼”、“腐败鬼”、“贪污鬼”坐在殡仪馆的贵宾沙发上讨论大叶紫檀的骨灰盒和工艺极致的蚕丝寿衣，我们看不到公正的上帝，也看不到每个人都将依其在人间所犯的罪行而接受正义审判的地狱。世界不论阴阳，只有唯一一处“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的地方，那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如同彻底被浇了一盆凉水，愤怒继而绝望。 余华对时代有很强的敏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是时代的“先锋”。1987年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个背着红书包离开父亲出门远行的青年“我”，宣布了对这个世界的敌意，“我”独自邂逅和遭遇这个世界，在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发现和确认自我主体，这也成为余华一直以来的创作姿态。到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门远行的少年在一场商场爆炸中读着前妻自杀的新闻而丧身，成为一个孤魂野鬼，少年时的悲壮和血气早已不再，这个时代早已不是形式主义和纯文学的时代，只有一片虚弱和充满暮气的苍白。这才是真正“鬼魅狰狞，上帝无言”的时代。在这部新作中，余华再一次扼住时代的咽喉，捕捉到整体性社会心理由“热”转“冷”的又一次转变。 我想读者的愤怒也许更多来自对书中现实描写的绝望，他们愤怒于作家从此放弃了“医生”的角色，作家已无力为社会诊断病因继而开出疗救的药方，他们愤怒于作家最后将他们的归宿指认为一片“不可承受之轻”的“死无葬身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