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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败得失与反思 新文学与楹联及楹联文化的关系层层交织，难以割舍。不过，饱受熏染的同时，现代作家的创作也使楹联焕发出新的生机。这表现在内涵和形式两个方面。 现代人文思想和观念为楹联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毛泽东、谢觉哉等早年均接受过包括楹联在内的曾国藩诗文的影响。谢觉哉在1922年2月的日记里写道：“《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有学者指出：“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31)毛泽东也在这些青年学子中，不过毛和曾在一些人事上的看法却相去甚远。曾国藩作品赞美了不少女性人物，这是其可贵之处。如他的系列挽联：“割臂岂初心，是孝子忠臣莫可如何之事；归真无片语，有堂上膝下万不忍言之衷。”(挽陈源衮夫人)“夫作大儒宗，裙布荆钗，曾分黄卷青灯苦；子为名节度，经文纬武，都自和丸画荻来。”(挽胡林翼母亲)“一饭尚铭恩，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挽乳母)“杏林看棣萼双华，春日衔书，犹是倚门健在；缟索换宫袍五色，秋风碎杵。不堪游子归来。”(挽孙芝房继妻)其情感之细腻、真切，令人动容，尤其是后两联。在当时，很少有达官贵人能像曾国藩这样超越身份与地位去体察、理解卑微的乳母和朋友非正统继室的凄苦。但是他对这些女性的评价，一律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的。毛泽东同样撰有不少赞美女性的楹联，却是从新道德、新观念出发。其内质已完全不同。如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挽朱德母亲：“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挽蔡和森、蔡畅之母葛健豪：“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两相对比，一保守一进步，可谓泾渭分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过滤式的，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前面提到过，郭沫若为改变人们的职业等级观念，特意撰联褒扬长期被歧视的屠夫行业。几千年的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但到五四时期，这一束缚人生全面发展的观念开始动摇。朱自清集句成联表达心志：“肯为徐郎书纸尾，不作太白梦日边。”这样的作品有利于改造旧观念，促成新的社会风习的形成。 张扬个性和自我是现代楹联的重要主题。林语堂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联，准确地概括了自己独特的写作策略、创作风格和文化立场。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把他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的战斗精神和无私奉献、勤恳务实的人生态度淋漓尽致地勾画了出来。周炳文的《自挽联》里有这样一联：“造成伯有以相惊，方为雄鬼；做到世人皆欲杀，方算男儿。”这是他千古独绝的人生志向：要让厉鬼伯有都害怕；不仅不迎世，而且追求与整个世界对抗。确实个性斐然！从清末民初以来，文人们特别爱好自赋文字，提前祭奠自己，这虽惊世骇俗，但也很有意思。自挽风习的形成和文人自我形象的确立过程有很大的关系。当文人们将主流的价值观念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时，他们是没有自我形象设计能力的，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描述，而这种评价和要求则是自己无法把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只能持有一把共同的衡量标尺，这尺子一般是根据主流的、大众的标准而制作的。共同的标尺的被破坏和被毁弃与多元的自我评价尺度的出现相一致。文人自挽联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破坏，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这种消解主流的叛逆风格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 楹联创作还体现了现代作家文化价值本位观念的转移。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文化价值本位观念逐渐西移。东方与西方不再是两个地理概念，而成了旧与新、落后与进步的价值概念。西方文学思潮、流派与样式大量涌入中国，成为现代作家挣脱传统，实现文学转型的依据。虽然这种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作家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得以检视出传统文学的弊病、抛弃其束缚，但他们的创作却因此失去了传统之“根”。所以当一些作家敏锐地感觉到割断“根基”之后，新文学虽面目一新，却步履艰难，于是主动转变文化价值立场，将眼光由西方转向东方，在传统文学里寻找革新的力量和创新的源泉。传统被重新发现，重新阐释并加以利用，焕发出青春活力。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出乎意料考属对：上句“孙行者”求对下句。(32)考生中只有周祖谟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胡适之”。整幅对联短短六个字，却内蕴无穷，值得反复咀嚼：“胡”对“孙”，既是姓氏对姓氏，又可连成谐音词“猢狲”，而猴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适”有“去”、“往”的意思，和“行”是工对；“之”和“者”都是文言虚词，平仄也相对。陈寅恪和周祖谟的一考一答，一时传为佳话。它不仅成就了一副辉映古今的绝对，更反映了以陈、周为代表的国人回归传统文化的呼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文化价值本位观念在年轻的一代里找到了知音。张恨水没有陈寅恪这么理性的认识，但他用创作实践宣示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以小市民和中产者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继承了宋明“世情小说”的艺术特长，并融入西方小说的技巧，创作了大量章回小说。他在这些小说里既使用楹联作回目标题，也用其描绘社会风貌、人物性情，提示故事情节的发展趋向。读者对他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文学样式倍感兴趣。周作人在传统佛教思想里找到生命的依据，“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33)从而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份种胡麻。”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章回体小说再次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根据读者情况的不同，解放区的新章回体小说灵活地使用了楹联，其自由度和口语化程度更加显著，也因符合民族特性和受众的实际要求而深受欢迎。 当然，价值本位观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拒绝吸纳外来文化，退回故步自封的境地。相反，这种转移是巡游了欧美文化之后的一种理性回归。具体说来，现代楹联在主题内涵和审美风格方面的新变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艺术的浸润、渗透下发生的。没有后者的冲击，传统文学自身难以实现上述变化，也不能汇成新文学的洪流巨浪。饱浸欧风美雨的五四新文学，追求的是残缺与悲凉之美，残缺美既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观念支撑，也是展示复杂人性、张扬人的主体精神的要求。不过，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人，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审美趣味的影响，却能超越中西审美的局限，不崇洋不复古，而是在创作中做到“中西合璧”。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人生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融汇在一起，生成一种新颖的、复杂的美感。可以说，如果不调整文化价值本位观念，现代作家不会回头关注和从事楹联创作，民族文化这口老井里的甘泉就会被枯枝败叶掩盖，并日渐消失；而如果不经历西方文化的发酵，现代作家也就不能将这古井里的泉水酿成美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