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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作为装饰品，遍布亭台楼阁、庙宇书院、祠堂陵墓、衙署会馆等公共场所；家宅墙柱、书房客厅等私人场所，也是楹联文化的传播之地。许多现代作家都提到过江苏东林书院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和他们启蒙救亡的社会使命感是多么一致。其实，东林书院的另一副对联也和新文学追求活泼、坦荡的人性的精神有切合之处：“主敬存诚，坦荡荡天空地阔；穷理尽性，活泼泼鱼跃鸢飞。”总之，这些场所的楹联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近代文明的生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现代作家。作家们也喜欢在这些地方留下抒情写景的文字，尤其是对联。例如在浙江金华双龙洞，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郁达夫、叶圣陶、郭沫若撰写的诗词。郁达夫的“北山回首暮烟横，落日寒郊草木惊”，郭沫若的“满壁珠玑飞作雨，一天星斗化为无；瞬看新月轮轮饱，长有惊雷阵阵惊”都出自各自的诗歌，也符合楹联的规范。冰心写过《谢家墙上的对联》、《我家的对联》、《再谈我家的对联》、《春节忆对联》等文章，谈到了她在福州和北京的两处居所书房、客厅、堂屋上的对联及其来源、涵义，以及它们对自己儿时和成年后的浸润与影响。 当然，民间文化的熏陶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楹联的趣味性和神秘性与它的民间文化特征密不可分。我国的楹联以及与楹联相关的传说，许多保留在民间。这些传说大都以英雄故事、才子故事、智斗故事等模式代代相传。鲁迅、郁达夫、叶圣陶、郭沫若等人都谈到过他们小时候读过或听到过这一类传说受到的影响。鲁迅自小即爱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他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一语双关、反讽、潜台词、含沙射影等文字智慧与民间文化深有联系。而郁达夫8岁才进入私塾，很快就能吟诗作对，这也和他在启蒙前听了不少文人故事有关。同时，作家儿时日常生活里的对联游戏也是学习对联的一种途径，梁启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有过类似经历。这种随时随地就可进行的娱乐，把对联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 总体而言，楹联文化并未被五四风雨冲刷走，现代作家仍通过各种途径与其碰触、交融。但这还不是楹联对新文学发生作用的全部条件，楹联必须对新文学有用，才能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楹联在如下四个方面对新文学起到弥补作用：(一)楹联对称、整齐的外形特征及和谐的声律美可以弥补新文学形式上的无序、散乱和过度自由；(二)楹联均衡、沉稳的外形能让人产生宁静、肃穆之感，这对现代作家具有另一种美感和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在气质上不善于破坏，不激进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三)楹联的娱乐性可以缓解现代社会紧张的氛围，给文人们一点洒脱和轻松自由；(四)新文学是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从形式到精神都崇尚理性。而楹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智性表达，优秀作品的产生往往具有偶然性，需要天机和造化，不是理性所能完全控制的。这就使它充满神秘之美，从而吸引作家去尝试、去冒险。 “小诗”对楹联传统的因袭是最明显的。关于“小诗”的渊源，罗振亚说：“为了推进传统诗歌向现代转换，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增多诗体和提高新诗表现力的考虑，开始在艺术上‘别求新声于异邦’”。(17)按照他的说法，“小诗”的出现主要是受日本短歌或俳句的影响。(18)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泰戈尔的《飞鸟集》及唐代绝句为“小诗”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营养”。郑振铎谈到《飞鸟集》时说过：“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19)冰心等“小诗”作者也坦言外来文学形式和古代诗词给予他们创作上的启迪。也就是说，人们要么认为“小诗”的源头在国外，要么只看到唐代绝句的影响，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从艺术形式到思维方式均为“小诗”提供过丰富养料的楹联。其实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忽略的。在冰心的“小诗”里，到处可以看到楹联的身影，尽管有些有所变形。如《繁星·二二》写道： 生离—— 是朦胧的月日， 死别—— 是憔悴的落花。 虽然有重复出现的字，但上下句对仗基本工整，词性相当，节奏相应、平仄相谐、内容完整而统一。像这样的联句在《繁星》中比比皆是，如“生之源，死之所”(《繁星·三》)；“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繁星·十》)“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繁星·五五》)；“忧郁时的文字，愉快时的语言”(《繁星·六四》)。这样的例子在《春水》中同样俯拾即是，如“香甜的梦轮流着做罢，憔悴的杯也轮流着饮罢”(《春水·二》)；“水向东流，月向西落”(《春水·三九》)；“槐花下的狂风，藤萝上的密雨”(《春水·四○》)；“冰似山般静寂，山似水般流动”(《春水·五八》)；“幢幢的人影，沉沉的烛光”(《春水·一三八》)。在宗白华有限的“小诗”创作中，也可找到形意工巧优美的联句。如《流云小诗》里的《诗》中有：“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宇宙的灵魂》中有：“昨夜蓝空的星梦，今朝眼底的万花”。以上诗句，深得楹联短小精炼、对称整齐、平仄协调、蕴意深厚的艺术精髓。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创作中透露出来的从正反两面看待事物、思考问题的深层哲理，和楹联背后关于事物呈现阴阳两面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这一观念的影响是如此深透，以致像在形式上与楹联相去甚远的“小诗”，也流露出蛛丝马迹。如宗白华的《夜》写道：“黑夜深，万籁息，远寺的钟声俱寂。寂静——寂静——微妙的寸心，流入时间的无尽！”心的动与夜的静，人的小与时空的大，此刻的近与未来的远，构成了多个两两相对的世界。这些恐怕不是泰戈尔《飞鸟集》的典型特征，也不是日本俳句的特色。 面对这些或明显或暗藏的楹联痕迹，必须承认，我们以前在寻找“小诗”的源头时过多地将目光投向外来资源。这实在是一种偏见。杜荣根就感觉到了另一种内在的关联，他谈到“小诗”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时说：“但是这种接受又是在深层意识上对我国古典诗歌中凝炼、含蓄的审美标准的认同。”(20)可惜，笼统地说它是受古典诗词的影响也不太到位，只有意识到楹联文化与“小诗”的联系才能解释清楚许多疑惑。 “小诗”是纯粹的文人创作，尚离不开楹联文化的滋养，民间文学对楹联的借鉴就更为直接和明显。楹联是民间文学还是文人文学，这个问题可以商榷。但楹联和民间文化血肉相连的关系却是不可否认的。现代民歌民谣也深受楹联传统的熏染，具有浓郁民歌风味的《马凡陀的山歌》就和楹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其中的《发票贴在印花上》就有联句：“发票贴在印花上，寇丹搨在脚趾上”，“工厂死在接收上，鸟窠做在烟囱上”，“廉耻挂在高楼上，是非扔进大茅坑”，“自由太多便束缚，羊枣优待故身亡”，可能由于这些诗句比较浅显，它们经常被当作打油诗看待，不与高雅的楹联相关联。其实楹联生命力的来源之一就是它的通俗性和民间性。以上诗句虽未具备楹联“六相”全貌，也大致呈现出了楹联的基本面目，带有因袭楹联的明显印痕。再如《万税》中的这些诗句：“这也税，那也税，东也税，西也税”，“交易税不够再抽不交易税，营业税不够再抽不营业税”，则只能算作比较宽泛的楹联。但对比“谐联大师”刘师亮的创作，它们也绝对不能被逐出楹联大家庭之外。刘师亮的创作被公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楹联，它们在主题与风格上和马凡陀的山歌一脉相承。“半年粮上六回，时拘押，时比追，迄无宁日；百货税征数道，罢请求，罢减免，只有呼天”，以及“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该放宽些”等，都是流传甚广的楹联作品。除了更加注意对仗的细节外，刘师亮的创作和马凡陀的山歌并无实质性差别。他们两人的创作说明，楹联是民歌、民谣的孪生兄弟。新文学要向民间文化吸取营养，就不可能不接受楹联文学及文化的渗透。 在更深的层面上说，现代作家对楹联的创造性借鉴主要在于利用了其思维方式和审美表达方式。“总是设法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观察和描述事物”，(21)楹联以及受楹联影响而生成的中国人的这一审美倾向在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丁玲等现代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他们喜欢以明暗双线叙事结构作品，以正反两种情感冲突表现主题，如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周作人的《乌篷船》，郁达夫的《沉沦》，林语堂的《风声鹤唳》，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22)一个绝佳的证明是，尽管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成的，原文分三大部分，每个部分下面再分成一些小的部分，只用序号标明，没有标题，张振玉的译本却能把它分为四十五章，每章用楹联标题，而且概括得很准确。如第一章为“后花园主埋珠宝，北京城人避兵灾”，第二十六章为“迁新邸姚家开盛宴，试对联才女夺魁元”，对仗工整，用词自然，毫不牵强。若不是原作深藏着两两相对的艺术思维方式，再好的译家也很难实现这样的效果。进化论是新文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它把世界看成是单向进化的结果，受其影响，五四初期作家们往往只从单一方面、单一维度去看待和叙述事物。楹联文化的渗入，让现代作家们更加辩证、多向地体会和描述世界，从而使其思想情感更为丰富，表达更加曲折多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