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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学的楹联文化渊源 楹联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在弃古追新、文化大断裂的五四时期有怎样的命运呢？五四时期学者对传统文学的指责，重点在于其形式呆板、内容糟粕，所以骈文理所当然地成为批判的对象，旧体诗词和旧戏曲都被毫不留情地批判。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胡适、傅斯年都主张废除戏曲，但他们对于旧文学的批评很少直指楹联。这种悖谬现象的形成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楹联是形成中国社会文学场域的重要基础，⑦尤其是在清代以后，它成为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一。它既是传统语文启蒙教育的基本方式，⑧也是文人之间进行交往的重要渠道，它还是点缀名胜古迹、传播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重要途径。⑨此外，它还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与人生教育功能。采用汉字进行创作的现代作家离不开楹联。尽管五四时期也有一些人主张废除汉字，⑩但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极其幼稚的。更何况，楹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被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这可能和它不为古代正统的“文章学”所重视，不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文学体裁有关。在许多人看来，它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只能寄生在诗词之中。这一边缘化的地位使它在激进的五四时期，躲过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炮火，无意之中成为批判的盲点。实际上，传统楹联中也不乏糟粕之作。 第二，楹联既是文人创作，又和民间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它的这一复杂特性暗合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某种复杂心态。标榜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或者名士风度。这一矛盾处境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喜欢某些“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而楹联既继承了旧体诗词高雅严正的特征，又兼容了民间艺术的智慧，充分显示了雅俗融合的大众文化优势及其内在的郁郁生机。于是它逃出了不愿自相矛盾、自拆台面的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视野，成为一块“自由之地”。可以说，对于楹联的宽容，是他们内在的一种心理需求。而且，当时在旧体诗词里厮杀，却很难突出重围的新文学闯将们，也需要向民间文化求助。北大还开展了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歌谣运动。(11) 第三，楹联历来不是古板枯燥，只能用来传播正统思想的文学形式，有些楹联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充满生趣。它可以借助汉字音、形、义等特点，运用双关、讽喻、谐音等手法，以及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撰写而成，充分展示撰写者的机智和才华。比如同一副上联，可以比试谁的下联对得工、对得巧，比试过程“纯以逗乐谐趣、斗智试才为目的游戏性楹联也不少”，(12)接受者也必须识得其中的文字奥妙才能读懂。有些楹联就是依靠这种游戏性成分而获得广泛传播的，典型例子之一是山海关孟姜女庙里的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13)此联的构成利用了汉字同形异音异义和谐音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读成：“haishuichao zhaozhaochao zhaochaozhaoluo, fuyunzhang changchangzhang changzhangchangxiao(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长(zhǎng)，常常长，常长常消)”；也可以读成：“haishuizhaozhaochao zhaochaozhaozhaoluo, fuyunchangchangzhang changzhangchangchangxiao(海水朝朝潮，朝潮朝朝落；浮云常常长，常长常常消)”。它还有其他读法，据说最多有16种。这明显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并无特殊的含义与喻指。自古文人就爱楹联游戏，因为这不仅可让他们展示过人的才华，且可享受理性之外难得一遇的天成之趣。五四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文学，重在批判其“载道”特性，而对于其游戏特征似乎是包容的，甚至是赞许的。所以楹联才得以幸免于难，没有成为时代狂飙的冲击地。 第四，楹联是文人间交流、沟通的理想桥梁。它可以精炼为比诗词小巧得多的篇幅，比如两字联，一共才4个字，但依然能够蕴含无比丰富的内容。这就使它更适宜赠送、装裱、悬挂或收藏。简约的对联能将一个人的审美观和人生观完整而巧妙地传达给另一个人。20世纪20年代，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书写了“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联送给尚不相识的冰心。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冰心选自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这副集句联，既是对梁启超波澜人生的理解、肯定和赞美，也表达了她对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她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这是梁启超所欣赏和喜欢的。其中的意味和内涵当事人一定理解得更多、更细、更深。楹联在两个身世、年龄、处境悬殊的陌生人之间架起了一座顺畅的桥梁，缓解了社会生活所带给他们的压力。 因此，现代作家不仅不批判楹联，而且与楹联传统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接受楹联文化的熏染，留下大量的楹联创作和相关的轶闻佳话。那么楹联以哪些方式影响现代作家呢？这应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大致说来，教育和阅读让现代作家在精度和深度上领受了楹联文化，日常生活和民间习俗则极大地扩展了他们接触楹联文化的范围。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它们相辅相成，共同营造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影响现代作家。 首先是私塾教育。标榜反传统的现代作家，其实大多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楹联文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内容之一。五四之前的语文教育是从蒙童学习对对子开始的。“风”对“雨”，“云”对“月”，“红花”对“绿叶”，“湖目”对“溪心”，“鸢掮客”对“羊鼻公”，“龙须草”对“马面菘”等，从单字联到双字联，再到三字联、四字联、五字联……逐渐增多增难。这一学习过程看起来不太复杂，其实却并不简单。对课训练为他们以后的各种人文知识的学习打下了全面的基础。鲁迅幼年在私塾念书时，其中的一门课程就是学习“属对”，(14)“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15)对课训练并不只是简单的字词训练，它也培养学生的性情。譬如针对私塾先生给出的上联：“独角兽”，鲁迅的同窗纷纷对以“两头蛇”、“三脚蟾”、“八脚虫”、“九头鸟”等，唯独鲁迅根据《尔雅》对以“比目鱼”。(16)这让先生赞叹不已，他肯定的不仅是鲁迅灵活驾驭文字的能力，更是其纯正的心性。因为“比目鱼”和“独角兽”一样神奇高雅，不像“两头蛇”、“三脚蟾”等那样恐怖丑陋。再比如鲁迅曾根据《尚书》中有关联句给先生的出句“陷兽入井中”对了个“放牛归林野”。这个对句显示了少年鲁迅仁慈而洒脱的个性。在鲁迅的创作中，精彩的对句常常呈现出精辟、整饬、高雅的品格来。 其次是阅读。楹联既是独立的文体，又可寄生于其他文学形式之中，如诗词、辞赋、小说、随笔等，还可藏身于非文学典籍之中。只要阅读中国书籍，就有机会与之接触。冰心说她读的第一篇课文就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了作好对联，必须畅游于书海之中。因此先生让鲁迅一开始就读《尔雅》等书籍，系统地学习对句必备的知识。而集句联更是要求作家胸中藏有千万诗书，才能做到信手拈来，对仗工整，意境自然，所谓“撰联容易集句难”。现代作家里喜欢做集句游戏的首推郁达夫。他曾集成一联：“芳草有情皆碍马，春城无处不飞花。”此联仿佛原创，其实它是集罗隐《绵谷回寄蔡氏昆仲》之颔联上句和韩翃《寒食》首句而成。更令人称叹的是，郁达夫将下联改用张昱《赠沉生还江州》中的诗句集成另一联：“芳草有情皆碍马，人间送别不宜秋。”同样有巧夺天工之妙，毫无二次选配的牵强。没有进过私塾的现代作家如林语堂，主要靠广泛阅读古籍获得楹联知识。他进入清华大学后，从头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工整、自然、有气势，精炼而富有概括力，深得传统楹联文化的高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