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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均有表现。在一般的文化观念中，文学、历史和哲学被看成是共生交融的文化形态。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思想基础，任何进入载体和介质的文学作品，也都在书写历史，文学与历史互文互证。 具体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虚无历史是指对“过去时态”的解构和否定。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严重关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它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成为符号的人与事，也进入到当下的现实之中。它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以价值的方式引导社会生活。有关历史的文学叙事，通过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新梳理，审视现实，面向未来，获取进步的智慧并凝聚文化共识。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又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更加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一些文学对历史进行“虚无”的行径更加放肆和轻佻，几乎丧失了底线和“节操”。许多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轻侮和傲慢丝毫不加遮掩，有意阉割历史的意图显露无遗。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虚无和歪曲历史，不能公正地分析和认识历史，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凡此种种，反映出在有关文学与历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产生了错误倾向。文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文学叙事中，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 文学“虚无”历史，否认了历史的客观存在 文学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表征，从根本上说，来自错误的历史观的影响，源于对历史客观性解构的冲动。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这种历史，包括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等等，均属此类。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规制下的“有限主观性”。换言之，主观因素的介入在“被叙述的历史”中尽管不可避免，但也并非可以毫无限制，不能被过度放大，必须以依附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丧失这一点，“被叙述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完全沦为了个体化的臆造和想象。说到底，“被叙述的历史”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被主观性包裹着的客观性。历史文本是在历史本体客观性和史家主观性二重因素的交融互动中形成的辩证综合体。这就是“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德里达甚至放言，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其偏误在于，第一，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历史文本等同于历史本体，用历史文本的主观性取代历史本体的客观性；第二，片面放大了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合理限度，无视历史本体客观性对历史文本主观性的制约，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 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最终酿成对历史的致命伤害。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丝毫见不到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事，可以随意杜撰出来，确有的事，可以任意改写、涂抹、移植。用主观概念切割历史，用虚拟想象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倾向，甚至政治倾向。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