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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却始终面临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一方面是理论很“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推动中国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理论少之又少。 脱离了文学经验和实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无法提出科学的审美标准、指明文学理论生成和丰富的方向，更无法指导文学的创作和生产。这不仅是精神分析文论的重大缺陷，而且是西方当代文论诸多学派的通病。 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节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并逐渐演变为显学，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文艺理论研究言必及西方，西方文艺理论成为评价和检验中国文学艺术实践的标准、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要素。当下，我们面临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一方面是理论的泛滥，各种西方文论轮番出场，似乎有一个很“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是理论的无效，能立足中国本土，真正解决中国文艺实践问题，推动中国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理论少之又少。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研究渐入窘境。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究竟应该如何辨识当代西方文论？它对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下，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何在？ 脱离文学实践 西方文论中诸多影响重大的学说与流派，不同程度地脱离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运用文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本、解释经验，进而推广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规则。这些理论发生的起点往往不是鲜活的实践，而是抽象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文学文本只是这些理论阐述自身的例证。这让我们对一些西方文论的科学性发生疑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弗洛伊德不是文学批评家，他的学说首先是作为心理学理论提出的。早在1896年，他就创造并使用了精神分析一词，1900年完成 《释梦》，构造了他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他的文学观，以及对文学和文艺的表述，都是在这一理论成形后，作为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证明和应用而逐步形成的。从时间上看，《作家与白日梦》 (1908)、《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1910)、《米 开 朗 基 罗 的 摩 西 》(1914)、《歌德在其 〈诗与真〉里对童年的回忆》 (1917)、《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1928)等被反复引用的文论著作，都是在精神分析理论形成以后完成的，其重要观点无一不是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衍生而来。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都是为了印证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而不是要建构系统的文学和艺术理论。如果把他的学说作为文艺理论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理论的前提。弗洛伊德评论文学和艺术的各种观点和立论有其既定前提，即其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观点“俄狄浦斯情结”。为了用这一“情结”解读文学及其历史，作出符合自己愿望的结论，他可以只凭猜想、假设而立论，然后演绎开去，统揽一切。哪怕是明知其逻辑起点错误，也绝不悔改。《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就是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是把这部著作当作精神分析传记来写的。1909年10月，他在写给荣格的信中说：“传记的领域，同样是一个我们必须占领的领域。”接着又说，“达·芬奇的性格之谜突然间在我面前开豁了。靠着他，我们将可在传记的领域踏出第一步”。他把达·芬奇当作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分析和认识，告诉朋友说“自己有了一个 ‘显赫’的新病人”。弗洛伊德不是从达·芬奇的作品入手展开分析，而是以其俄狄浦斯情结为前提，从达·芬奇浩如烟海的笔记中找到一个童年记忆，由此记忆生发开去，做出符合他自己理论期待的结论。达·芬奇在笔记中写道：“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从这个记忆出发，弗洛伊德认定：第一，“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达·芬奇刚出生就失去父爱，秃鹫是达·芬奇生母的象征，秃鹫的尾巴就是母亲的乳房，“我们把这个幻想解释为待母哺乳的幻想”。第二，达·芬奇在三岁或五岁时，被当初弃家另娶的生父接到一起生活，达·芬奇有了两个母亲的经历，“就是因为幼年时有过两个爱他的漂亮年轻妇人，他后来所绘画的蒙娜丽莎，才会流露出那样暧昧的、朦胧的笑容。蒙娜丽莎的永恒性，正是达·芬奇在经验与记忆间跳跃所产生的创造性火花所造就的”。这就是达·芬奇的恋母情结，正是这一情结造就了达·芬奇的千古名作。 秃鹫这一意象来源准确吗？作为全部立论的前提，它是可靠的吗？不幸的是，早在1923年，弗洛伊德还在世时，就有人指出，他使用的那个达·芬奇笔记的德译本是有错误的，nibbio一词的原意是“鸢”而非秃鹫。“鸢”是一种普通的鸟，与母亲形象毫无关联。立论的前提错了，无论有怎样的理由，“弗洛伊德建筑在误译上面的整个上层建筑，却仍然无法逃避整个垮下来的命运”。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就算没有误译，弗洛伊德又是如何确认，达·芬奇了解并按照他的愿望来使用这个意象呢？没有什么考证，也无确切的根据，弗洛伊德靠的是猜测和推想。他推测说，达·芬奇“熟悉一则科学寓言是相当有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涉猎极为广泛的读者，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全部分支”，“他的阅读范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对我们猜想的证明”。弗洛伊德的用词是“可能的”、“估计”，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根据，尤其是“猜想”，几乎是这篇文章的基本方法，他由猜想出发，千方百计寻找证明，哪怕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也要恪守“猜想”。由“鸢”到“秃鹫”的误译，弗洛伊德是知道的，但“终其一生，却从未就此做出更正”。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多，但根本而言，弗洛伊德明白，放弃了这一前提，全部猜想就会被推翻，他最得意的这一作品就难以被接受。 二是理论的逻辑。在 《释梦》 中，弗洛伊德为了证明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提到了50部以上西方古代和近代的重要文学作品，远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近到与他同代的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但无论怎样广博深厚，他的立足点都是援引文学作品为例，证明释梦理论的正确。我们不否认弗洛伊德的一些文学感受是有见识的，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但细读其文本，可以认定，弗洛伊德从理论而不是从文学经验出发的文学批评，在根本上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并且在逻辑上，他的推理和证明方法有重大缺陷。 对古希腊悲剧 《俄狄浦斯王》 的分析，被视作弗洛伊德重要的文学批评文本，但其本意只是要利用这一文本论证“恋母情结”。弗洛伊德从“亲人死亡的梦”说起，总的线索是，人们会经常梦到自己的亲人死亡，“男子一般梦见死者是父亲，女子则梦见死者是母亲”，而这种现象是由儿童的性发育所决定的。儿童的性欲望很早就觉醒了，“女孩的最初感情针对着她的父亲，男孩最初的幼稚欲望则指向母亲。因此，父亲和母亲便分别变成了男孩和女孩的干扰敌手”。这一类感情很容易变成死亡欲望，由此经常出现“亲人死亡的梦”。弗洛伊德在 《释梦》 中进一步补充说，通过“对精神神经患者的分析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上述的假设”。在此前的表述中，弗洛伊德未对这种现象作指称明确的命名，他一直在阐释梦。而接下来的论证值得我们讨论。弗洛伊德说： 这种发现可以由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个传说加以证实：只有我所提出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普遍有效，这个传说的深刻而普遍的感染力才能被人理解。我想到的就是伊谛普斯王的传说和索福克勒斯以此命名的剧本。 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始论证。其逻辑方法是，第一，作者的“发现”，即儿童心理的假说在先。第二，这个“发现”要由一个“古老的传说”来证实。第三，这由古老传说证实的“发现”，又用来证实(作者用的是“理解”)那个“古老传说”。第四，“我想到的就是”一句进一步证明了作者的论证程序是，先有假说，再想到经典；用经典证明假说，再用假说反证经典。 此处的逻辑问题是，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心理的假说与俄狄浦斯王的相互论证是循环论证，是典型的逻辑谬误。可以表达为：假说是P，传说是Q，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这种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无效。 接下来，弗洛伊德关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的论证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对文学史上有关主人公性格的长期争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后，弗洛伊德在《释梦》 中对他的“恋母情节”做了如下证明： “我是把保留在哈姆雷特内心潜意识中的内容转译为意识言词”。这是用剧中人的故事证明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哈姆雷特自己没有察觉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验证。 “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癔症患者，我只能认为那也是从我的解释中得出的推论。”意即只有用他的理论才可以证明剧情的合理，深入理解了剧情，就能更深入地认识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效。 这仍是一组循环论证。用 《哈姆雷特》 的剧情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再用该理论去证明剧情的合理与正当。 这种脱离文学经验、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的做法，不是文学理论生成的本来过程，尽管也会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弗洛伊德写作 《释梦》 时，既无意研究文学理论，也无意于文学批评，其本意是借用各种理论，当然也包括文学，证明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正确。脱离了文学经验和实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无法提出科学的审美标准、指明文学理论生成和丰富的方向，更无法指导文学的创作和生产。这不仅是精神分析文论的重大缺陷，而且是西方当代文论诸多学派的通病。发展到文化研究更是达到极端，理论的来源不是文学实践，甚至连研究对象也偏离了文学本身，扩展到无所不包的泛文化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