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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寻根文学，现代与先锋 巨鹿路675号，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所在地——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花园洋房，是热爱文学之人心中的圣殿，《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等知名文学杂志都在这里诞生。 评论家吴亮就站在悬挂着这些杂志社名牌的墙边，那是2014年12月10日的下午，他挥了挥手说：“刚才和几个年轻的上海评论家在一起，他们出了一套新书，所以跟他们一起吃个饭，也是庆祝一下。听说你今天要来采访关于‘杭州会议’的事，他们也都很感兴趣。” 他停顿了一下，说起刚聚过的青年评论家，他形容：“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 这个“当年”指的就是三十年前“杭州会议”，吴亮正是与会者之一。 那一年，吴亮三十岁。对他个人而言，这个会议是促成他职业生涯发生剧变的转折点：“当时我和程德培都是工厂的工人，是业余的评论工作者和写作者。但就在‘杭州会议’开完之后的第二年，我们就直接从工厂调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 在个人的境遇之外，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望，“杭州会议”似乎有些“无意”之中让“寻根文学”成为此后的文学风潮并引发讨论，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阶段。 “寻根文学”有了名字 吴亮说，上一次回想“杭州会议”是在一个多月前。 “10月底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会，叫‘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请的人有韩少功、马原、何立伟、格非、刘恒、徐星、叶兆言、孙甘露、陈村、吴亮、黄子平、礼平，还有程德培。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活跃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当年一起参加‘杭州会议’的。” 那一代人从未间断去回忆“杭州会议”，按照吴亮的说法：“其实也在不断往里加入一些东西。毕竟当时没有录音机，每个人的记忆点又不尽相同，到了今年，提到的更多一些。” 在吴亮看来，对于1984年的记忆，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误差但多少会有些不同：“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也是让我们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时刻。在那一刻，我们都觉得可以大干一番了。” 正是在那个议题模糊的会议上，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尽管是各说各的，但在那热烈的交流中，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共识——“中国的文学完全没有必要按照一个统一模式来进行创作。” “杭州会议，其实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虽然不能完全说它促成了后来（关于‘寻根文学’）的一切，但它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写作毕竟是个人完成的，但交流也很重要。”吴亮说。 “杭州会议”之后，伴随着“寻根文学”，还有许多新的文学名词不断冒出，“先锋派”、“实验文体”，等等。 “当时的命名其实是很随意的，各种说法都不太统一。不过，主要的创作手段正是当时这些作家们思考，并在‘杭州会议’中谈到的主题。”吴亮说，“虽然在‘杭州会议’中，这些想法还是一些零散、即兴的东西。但最终促成了一部分作家进一步去思考。” “那时候的文学会议很多，每次会议结束回去以后，大家都会写文章。‘杭州会议’结束后，到了1985年就连续有几篇文章出来，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虽然他们是作家而非批评家，但那些文章也奠定了后来文学理论方面‘文化小说’、‘寻根文学’这些名词的基础。”吴亮认为，“寻根文学”因为这些文章而呈现了先期命名的现象，这与后来先锋文学不同，“’先锋文学’是后来命名的。在1985年之后，马原、孙甘露、残雪、刘索拉也都出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