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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实为另一种“先锋” “对我而言，‘杭州会议’的趣味，其实要远远大于它所产生的意义。那是一种很柔软的感觉。”吴亮说。 的确，在吴亮的记忆里，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很亢奋，不是为了某个共同问题而产生交锋，而是抱着相互了解的想法。在脱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之后，我们彼此谈得非常深入，深入到会议结束分手的时刻都发现竟然难舍难分。”而在“杭州会议”之前，吴亮甚至不清楚很多与会者的身份。 对照如今的文学会议，吴亮多少有些落差，如今，有着“作家”、“教授”、“媒体人”三者清晰的“与会身份”，因为过于规范而显得很乏味，“现在是屋里空调很热，但大家的心都很冷静。” “‘杭州会议’正好是处在文学的一个上升期。与会者在后来的这三十年中，发生了许多不同的变化，有人留下了，有人消失了。很多人自此分道扬镳。但那个时候大家心中都有所期待，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在这样的期待和摸索之中，“寻根文学”其实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不光提供了某种“文化”观点，也提供了对小说的审美观点——从我的角度出发，后者比之于前者更显重要。 形如阿城的《棋王》，其语境大大突破了近四十年来的陈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不是那种以往一贯主张的“生活化的语言”，而是从“书本”中来的语言——具体地说，是对元末明初以《水浒》为代表的那种风味的小说语言的摹现。 而韩少功的作品，名为“寻根”，却成了真正的“先锋派”。《爸爸爸》和《归去来》对当时中国小说艺术面目的革命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韩少功自己曾经说的——追求原始确实可能与现代性、先锋性在某一处会师、握手，《归去来》中那个迷宫似的山寨会跟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的“花园”隐隐地遥相呼应。 “寻根文学”催发了80年代中期的小说文体革命，不管以后这场革命的方向有了哪些变化，小说的语言、技巧的变革意识却是由它提到文坛的议事日程上的，而以往谈题材、谈主题、谈生活、谈作家的观察力等的意识则退居次要，由此小说艺术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复苏阶段，开始走向它的第二个阶段——更新阶段。 在“杭州会议”上，文学也是会议的主体讨论内容之一。 按照吴亮的说法：“那个时候，很多人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对那种还拥有鬼神迷信、以及悠久历史传统的叙述产生了共鸣。后来中国的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性格都会或多或少地模仿一些国外作家的风格。比如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川端康成对贾平凹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对张承志的影响……总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加上个人性格因素，构成了接下来这三十年里作家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