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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京派与海派本就同源异流，吴福辉先生曾如此说过：五四运动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然而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⑦南下的京派文人本就有着海派文化的天然因子，而新起海派似乎天然有着与北京作家及论语派的亲切感，加之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似乎都在规约着其合流与产生影响的可能。京海合流虽也带来了北方作家的“海”化，使其开始有了市民文学的印记，但终究没有使京派作家变为地道的海派作家，论语派小品与超拔的海派散文并非在同一风景线上。但京派散文作家周作人、林语堂等在上海的精神加盟，却分化与改组了上海的散文作家队伍，导致与促进了海派散文的生成，甚至可以说，没有京海合流就没有现代海派散文的产生。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及论语派刊物，并没有形成“论语派”本身的整齐划一局面，“论语派”的出现似乎仅仅标志着“语丝”时代在上海的终结。但论语派刊物却在客观上造成新起海派相较整齐的“派”性集结，成为论语派刊物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周作人、林语堂等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规约和提升了新起海派散文品位及现代性，加之上海工商化的特殊背景，使得海派散文迥异于同期的京派散文以及与之关联的论语派散文。京海合流，使得海派的浮浪气、市井气与名士气因着绅士气与书卷气多了几分典雅与庄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海派散文继承与发展了北京作家的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五四”时期，京派散文小品常以身边琐事为表现对象，留心体察世俗人生，追求生活趣味，领略与观照人生情味及人生意义，到1920年代末，社会矛盾加剧，作家思想随之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倾向，“身边琐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书写“身边琐事”的传统。当然，海派散文的书写琐事，毕竟有别于语丝散文的个人性，语丝散文整体仍有一定的寄情性，到了论语派散文时期，是想说而不便说或不敢说，但毕竟潜藏着一定的理想，当不属于纯粹个人笔调。而海派散文则完全由社会退向个人，是一个小写的“人”。它更加浓化了对于世俗人生况味的吟咏，加重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更加体现出处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它的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痛快、新奇、趣味至上，失去了严肃，获得了通俗。当然，海派散文更多地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其对世俗人生及趣味性与消遣性等的表现是自然的而非做作的，是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现实的刺激。海派散文同样表现与发挥哲学大义，透析世态炎凉，描摹人间世相，但它们往往有着较切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文姿态平和，不摆架子。新起海派散文作家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与真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由于京海合流，规范与提升了他们的散文品格，使得其市民性及日常性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较高雅的品格赢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注释： ①⑦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2页。 ②林语堂：《我的话》，《论语》1934年第9期。 ③转引自吕若涵《“论语派”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3页。 ④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⑤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语》创刊号，1932年9月。 ⑥章衣萍：《枕上随笔》，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