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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京派与海派本就同源异流。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京海合流，客观上提供了海派散文产生的平台，提升与雅化了海派散文的市井气与名士气，延续与发展了五四以来京派作家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京海融合的直接结果是产生或完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生活散文、文化散文，自然也是一种城市散文。当然，海派作家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与真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海派散文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但京海合流对其散文品格的规范与提升，使其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较高雅的品格赢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关 键 词】京海合流/海派散文/论语派/市井气/名士气 【作者简介】陈啸，男，1975年生，安徽淮北人，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 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真正意味的海派散文开始成型并很快出现其鼎盛局面。一般认为，海派文学最多地“转运”了新的外来的文化，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它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文学的现代质。符合这样品格的海派，只能在19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①。海派散文作为海派文学的一脉，其整体文学性亦当作如是观。以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为代表关于海派文学(主要指小说)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且日臻成熟，海派散文却涉及较少。而海派散文的作家构成、创作个性、发展流变等都有着不尽同于海派小说的个性色彩。在海派散文的生成史上，京海合流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创作构成上，海派散文的代表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京入海转型的作家，二是上海本地新起作家。前一部分作家就是随着“语丝”的分化及沪版《语丝》的出现而伴生的。“语丝”分化的直接原因是奉系张作霖政府因“有伤风化”之名查封北新书局，《语丝》受池鱼之灾。1927年12月，《语丝》移至上海出版，即周作人所谓的“沪版语丝”，1930年宣告终结。走马灯似的军阀执政及对文化人的迫害，使得鲁迅、林语堂、章衣萍等语丝同人避祸南下，语丝社友人风流云散。 北方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以后，似乎对海派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很快一改初衷，俨然海派。京派背景的散文作家在由京入海的过程中完全或基本蜕变成海派散文作家的，以“居士”章衣萍和林语堂为代表。章衣萍似乎早就有着“海派”的倾向。在北京时期的《语丝》上，章衣萍以“衣萍”笔名撰文28篇之多，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此一时期即1924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章氏为文一概本着《语丝》刊物的固有宗旨，“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其文风主旨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关注，语词激烈、率真和叛逆，以《樱花集》为代表。但也恰在此时，章衣萍已露出些许海派气息，如其在《情书一束三版序》中直言：“居古庙而想女人，虽理所不容，亦情所难禁。‘女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写着，写着，这样所以有《情书一束》的印行。”或正因如此，章衣萍走在“京海合流”前头。早在1927年，章氏未等《语丝》终刊，便同妻子吴曙天联袂南下。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同时，也把《情书一束》的传统发扬至极致，随后即有《枕上随笔》、《倚枕日记》的面世。章氏最终远离了“京派”，俨然成为一个地道的海派。 林语堂本为京派中人，但上海亦是其文学之源，他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同是1927年奔赴上海，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却远甚于章衣萍。林语堂的“海”化稍复杂于章衣萍，其庙堂意识和京派背景的根要深于章衣萍。但因身居上海而受到现实及时局的影响与冲击，其“海化”的散文小品也时或出现。如发表于1933年的《谈女人》如此说道：“近来觉得已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放于案上玻璃片以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曰‘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谈女人”似乎宣示了林语堂小品写作与海派的合流。林氏散文论及范围广大精微，政治病、西装，甚至牙刷等，信手拈来，真是无所不谈，追求自我心头的轻松，书写自己的世界，远离经世文章。然而，质言之，林语堂散文的“海化”体现着的至多是一种向上海市民社会的倾斜；它解放了读者的趣味，是一种“轻文学”的新文体。而实际上，林氏之救国救民之心一直潜藏于中，距离“海派”为文的“潇洒”尚远，其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始终难以脱却。这从他的很多言行中，不难体会得到。如1932年他在《论语》发刊词中如此说：“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在北伐革命及接踵而来的国民党的“清党”和“钳口”政策下，既不愿以头颅作政治的祭品，又不愿避世，生存技巧便成为在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个人价值取向的基本保证，有所坚持与有所逃避，结果便是走一条非普罗的路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②1933年初林语堂在中央研究院任上曾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林语堂移居美国途经日本时写下的《临别赠言》说：“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除去直接叛变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该尊重些”。显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其“海”化是一种被迫与生存技巧，林语堂尚算不上地道的海派散文中坚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