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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让我们想到，中国人在提到两性关系时总倾向于运用声音譬喻：《诗经》用“关关雎鸠”引出“君子好逑”，旧时“夫为妻纲”的家庭被描述为 “夫唱妇随”、“鸾凤和鸣”或“琴瑟和谐”，反过来的情况则被称为“牝鸡司晨”或“河东狮吼”，时下惧内者的别称“气管炎”（即“妻管严”，四川一带称“趴耳朵”）亦暗指不敢发声。 母系社会虽已远去，但在有些著作中，我们仍能听到带有“霸权”意味的女性声音——女主人公的伶牙俐齿与出口成章远远超出了现代读者的想象。《红楼梦》在这方面更给人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因为以“老祖母”为核心的家族习俗还在故事世界中延续。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惊讶地发现，在这个人人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的地方，处于孙媳妇地位的王熙凤居然可以在大庭广众间高声说笑。究其原因，当然在于她是贾母的“给事中”，是有权代表贾母、王夫人发号施令的“被听”对象。 母系社会“转型”为父系社会，意味着男性占据了“被听”地位，女性在此形势下转向“被看”，应是她们顺应男权社会的一种生存策略。诉诸视觉的美貌也是一种武器，历史上许多女性就是通过“被看”又重新赢回了“被听”的地位。古往今来的史家对这些谗言惑主的 “狐狸精”予以同声谴责，殊不知这一情况的出现源于两性“共谋”：社会既然已经发展到由男性来发号施令，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来做交换的资本。过去人们常用 “郎才女貌”来衡量一对男女是否般配，但我们知道动物世界中往往是雄性长有更具美感的犄角或羽毛，因此对女性美貌的强调实际上是一种专属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 由于处在“被看”的位置，女性一般很早就开始关注自己的容貌与身体。西蒙娜·德·波伏娃在 《第二性——女人》中，如此描述女性在镜子前的 “我看故我在”：“特别对女人来说，镜中的影像就证实了她的自我。一个有英俊外表的男人，他会感觉他自己超然的存在，女人要看到镜中她的影像后，才会确实证明她的存在。”所以，花木兰为了恢复女性身份，会迫不及待地“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时下，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外形邋遢的中国男性，配不上衣着打扮追赶国际潮流的中国女性，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唯有用男女在“被听”与“被看”上各有侧重，才能圆满阐述为什么两性对个人仪表的在意程度有如此巨大的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