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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在 《声音与现象》中说，“向某人说话，这可能就是听见自己说话，被自我听见”，这种“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的内部传导，使得能指与所指完全不隔，声音因此成为一种最为“接近”自我意识的透明存在，而“当我看见自己在写或用手势表达意义而不是听见自己说话的时候，这种接近被打断了”。 声音在德里达这里既已与意识同义，声音就是意识赖以证明和显示自己存在的能指。不仅如此，由于声音总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此为了维持生命中的存在感，人们需要不断发出声音。从这一意义上说，德里达的“说话—被听见”构成对自我存在的持续提示，用笛卡尔的表述来说就是“我听故我在”。 听觉沟通对于人类社会架构的塑形，可以一直上溯到母系社会时期。物理学中的韦伯—费希纳定律告诉我们，在能量消耗相同的情况下，高音比低音更具传播效率。乔奇姆·恩斯特·贝伦特认为，历史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女性总是提高声音说话，久而久之，其嗓音频率便在高音阶段固定下来。 在《第三只耳朵——论听世界》中，贝伦特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为什么女性的嗓音更高”这个话题，他给出的理由和证据包括：“女高男低”是漫长的进化所致，如果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把2米长的尺子，那么女性统治的时长为1.999米，而男性统治的时长不过0.001米；“女高男低”这一现象置之四海而皆准，世界各大洲的人们无不遵循这一规律，但由于听觉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不受重视，这一现象从未被提上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女性的“被听”导致人类对高频率的声音更为敏感和警觉，所以提示人们注意的警笛、门铃、口哨之类皆为高音；女性语言能力普遍高于男性，这也和她们长期处于“被听”地位有关。 众所周知，两性和谐的基础在于明确谁是 “被听”，夫妻吵架往往因“你不听我的”而爆发。贝伦特观察到，世界上有的民族很少发生这种吵架，原因在于他们的鱼水之欢是从亲吻和抚摸耳朵 （尤其是男性的耳朵）开始，这可能是因为耳朵里一旦灌满了甜言蜜语，对方的思想便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自己的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