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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政治学的走向与反思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事实上以这样一个判断为理论前提：既有的一切文化及其话语都不是无性别的，都难以超越于父权制的控制。因而，话语批评也就成为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和基本方法。但是，在当前西方社会的父权制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女性主义的表述也必须借助既有话语系统才能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况下，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如何成为可能？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所寻求的解决途径，可以说是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的翻版，试图通过意识的革命瓦解现行的性别规约，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主要依据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因而强调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意识改造不应放弃对女性现实处境的改善，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结盟的现实制度的改造。 首先是解构主义为之提供了灵感。解构主义认为语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意义并非确定和稳定，参与意指实践的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对话语更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既能从权威话语中发现其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也能找出这些话语的裂隙并实现意义的颠覆。提倡解构式阅读，从权威话语内部瓦解其权威，这成为女性主义、黑人批评、少数族裔批评、后殖民批评、酷儿理论等边缘批评的共同选择。斯皮瓦克对德里达著作的英译扩大了解构主义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她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属下”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融合，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路径。后来兰德里和麦克林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年)一书中也试图指出，通过文化唯物主义、解构和新型身份政治，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可以使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非连续的运动结合起来(Landry and Maclean “Introduction” 1－18)。 如果说斯皮瓦克立足于批判西方中心话语、男性中心话语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巴特勒则试图证明通过话语实践也可以实现主体的重新建构。从法国女性主义尤其是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那里得到启示，巴特勒把性别区分的人为性、政治性推向极致。在她看来，性别是文化对身体的铭刻和强制，如果没有一系列符号、话语、行为规范、着装等文化仪式的反复操演，性别的区分以及异性恋的权威都是不存在的，性别化的身体也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对这些仪式进行有意识的戏仿，反复进行颠覆性的性别操演，就有可能瓦解原有的性别区分，使性别身份成为一种主体的自由选择。“为了使身体范畴去自然化、重新对这些范畴进行意指，我采取的策略是在一种性别行为操演的理论基础上，描述并推荐一套戏仿实践，这些戏仿实践打破身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范畴，并且超越二元的框架来展现它们具有颠覆性的重新意指与增衍”(巴特勒，“性别麻烦”“1990序”5)，巴特勒的策略强调甚至夸大了话语实践和主体意识的物质性效果，认为它足以改变特定个体的主体身份，足以扰乱甚至瓦解现实世界中的二元化性别结构；但她对话语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性却估计不足，忽视了话语实践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主体行为，而是受到多方面物质性、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也忽视了进行话语实践的主体并不只是一个理论策略的实施者，而是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体，有着自身的以及所属群体的现实诉求。这是对话语的物质性的片面理解，割裂了生产过程和效果过程。因而操演理论所设想的话语实践的效果，最终也是可疑的，正如罗布·卡弗(Rob Cover)在《唯物/酷儿理论》一文中所说，“表现性⑧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产生的理论，它潜在地在政治上被使用”，它可以揭示操纵身份认同的统治性理念来源于何处，如何发挥作用，然而“这不一定防止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被作为统治性理念”(200)。性别操演理论是话语政治学走向极端的表现，虽然极具洞察力地揭示出话语建构和身份建构本身所内含的政治性，却无视现实的政治实践仍然要以一定的利益主体为基础。对这些质疑，巴特勒也试图给予回应和解释，在后来的著作《消解性别》(2004年)中，她申明对“性别操演性”的揭示“并不是说我可以作为塑造者去重造世界”，而是“力图与这些规范保持一种批判的、转化性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生活［……］在这里，我们把批评理解为对束缚生活的规矩的质问，以期揭示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3－4)。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凭借意识革命改造世界的有限性，文化表征的实践如不能与物质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很难实现女性主义批判的预期，更毋论建构。 理论的激进反而导致现实的政治诉求的疲弱，在这方面巴特勒并非特例，倡导“女性写作”、“女性话语”的法国女性主义，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以及具有文化主义倾向的后殖民批评等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也存在类似偏颇。“女性”在西苏、威蒂格那里成为一种写作的风格或范式，成为一种文化立场，与现实的女性并无必然联系；拉克劳、墨菲取消了“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区分，把政治实践简化为话语批评，在挪用“领导权”概念时背离了葛兰西的设想，走向“绝对的意志主义”(拉斯廷164－86)；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时夸大其文化维度而忽略其经济维度，未能把握东西方关系的真正本质，因而其文化批评也难以深入和推进(72－96)。 仅仅倚重于话语理论，仅仅采取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文化批判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为了避免“话语的陷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试图从“文化转向”回归唯物主义，重申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无论我们是把文化狭义地定义为特定社会的象征和再现，还是广义地把它理解为一个社会共有的全部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在事实上都只能是社会实践。文化被编织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性结构之中，不能被看作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的存在，也不能独立于它所置身的社会关系”(Jackson 287)，对于性别文化而言，巴特勒所主张的性别操演理论“不仅忽视了支撑性别区分的社会结构，因而难以说明性别区分为何以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存在，也忽视了日常的社会实践，因而也无助于揭示性别区分和异性恋霸权是如何在常规化的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Jackson 291)。可见，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那些具有文化主义倾向、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理论有所反思，因而其话语政治学不是孤立的话语理论，而是与综合的社会分析理论和新型的身份政治理论相互补充。综合的社会分析认为影响日常生活和主体构成的，是由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态过程构成的社会总体，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即使仅以话语为对象，批评的视野和方法也应该是全方位的，社会学维度尤其不可缺少；新型的身份政治强调以身份的多重性为基础，多重性既体现于对性别主体的考量不能屏蔽阶级、种族等其他区分因素的作用，也体现于身份的建构是实际的现实处境、想象性认同和话语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话语批评、综合的社会分析、新型的身份政治，这三方面的结合，显然使话语批评回到文化生产理论的路径上，从理论上保证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有利于揭示话语实践在过程中和在效果上的物质性。但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如何考察社会各种力量对某一文本、某一符号或某一仪式的生产过程，如何证实话语实践对社会和主体的日常现实的影响，对于批评者的洞察力和知识结构都是极大挑战。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实践中，有足够分量体现其话语政治学理论抱负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根本性不足。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凸显，生态问题和多元文化成为理论热点，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派别也从其它角度对消解现实的女性主体的理论倾向提出了质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对女性孕育生命的生物学功能的剥削和贬抑，主张以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为根本价值，把女性孕育生命的现实经验作为新型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来源和基础；新发展主义的女性主义主张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捍卫另类发展方式的弱势族群女性的权力和价值观”，比如它从第三世界女性的现实经验出发，在吸收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进行消解的同时，也反对滥用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因为第三世界女性还处于争取基本平等权利的阶段，还需要现代性启蒙，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批判启蒙话语是对女性解放的剥夺而不是推进(周穗明等75－79)。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具体社会历史中的女性经验作为文化政治实践的立论基础，并把女性主义诉求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和西方霸权的批判上。就此而言，这些新兴理论仍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历史和女性主义目标的基本判断。 如果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立足于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而试图纠正“性别操演”这一类激进理论对现实中的女性的消解，并反对夸大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以挽救女性主义丧失社会基础的危机，那么在她们的马克思主义同盟者那里，则出现了对当代批判理论的一种整体性的哲学反思。伊格尔顿在其新著《文学事件》中指出，唯名论者(Nominalist)认为一切概念或范畴都是主体强加于现实事物的，抽象出来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并无对应物，因而只重视个体差异性；唯实论者(Realist)则认为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也是值得探究的。在他看来，当代批判理论在唯名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并非所有的普遍性、一般性范畴都必定是压迫性的，同样，也并非所有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道德上都堪称完美无缺”(Eagleton 17)。夸大概念的主观性和夸大具体经验的差异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反对的这两种倾向，被伊格尔顿揭示出都来源于唯名论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正像它自己曾批评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一样，也具有独断性和暴力性。伊格尔顿的批评并非突如其来，在2000年出版的《文化的观念》一书中他对“同一性文化”就有所质疑。身为“同一性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女性主义从内部发起的反思，也自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结语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从葛兰西、福柯、阿尔都塞、詹姆逊以及英国文化研究获取了理论灵感，以文化生产理论为话语分析的起点，又以意识哲学的逻辑放大话语实践的效果。但它对这两种理论模式的采纳，近乎一种基于实用的兼容，而缺乏理论上的深层整合。话语理论这个领域也因之充满争议。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不能从这些争议中抽离出来看待，它不仅活跃地参与这些争议，倡导“话语政治学”，而且它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如性别、性、差异、身份等等，也已经成为上演这些争议的重要场所。独善其身对于女性主义来说从来就不可能。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来看，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变化，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使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是发展性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误读，也有补充和启示。女性主义对父权文化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同盟关系的揭示，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同时它自身也呈现出开放而多元的理论走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推动下，性别是一个社会文本，是一种文化生产，是一整套历史性的社会制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