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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三大理论资源之一，而且，相对于另两种重要理论资源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它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全面，历史也更长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来就有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阐述，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这些观点必然会进入女性主义的视野。 考察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如何在女性主义领域发挥影响的。“女性”和“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但这些概念原有的涵义是漫长的父权文化的产物，往往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理论逻辑形成悖论，为此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些范畴进行更新。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于把“女性”和“性别”还原为社会学范畴，揭示性别区分不单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目的并体现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由此，在父权文化体系中居于弱势、负面、消极位置的所谓“女性本质”并非先天的生物学属性，而是后天的社会处境的产物，不是女性本身导致了她作为“第二性”的次要从属地位，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生产”了这样的“女性”，换言之，父权文化制造出所谓的“女性本质”，却把原因归结于女性先天的生理、心理属性。区分“女性”的生物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并取消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对被束缚在旧有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中的女性群体的极大解放。显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形成，把人的本质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女性主义的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女性”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瓦，就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对女性群体内部差异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范畴的又一次突破，这仍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把人的本质抽象化、普遍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讨论，还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压迫就被表述为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意识的制度性建构，因此女性解放的道路也与消灭阶级的途径一致，都要以改变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为起点，为基础。后起的女性主义理论虽然批评这种解释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特殊性，忽略了其中的非经济原因，但仍然认为从家庭模式、劳动分工等社会制度来分析女性处境的思路是极具启示性的，也认同性别与阶级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性政治》的作者，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凯特·米利特就认为性别压迫是一切社会压迫的基础，女性群体正是因其性别而成为一个社会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更是把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压迫关系视为一个相互支持的一体化权力结构，性别、种族中的所谓生物学因素都只是统治者掩盖权力关系、使压迫合法化的幌子，因此只有在深刻认识阶级的前提下才能对性别进行有效分析。 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既是一种有形的制度建构，也是无形的意识形态，正是后者使得受迫者通常被施迫者的价值观所同化，使得女性也成为父权文化的自觉维护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意识形态的洞见为女性主义解释性别压迫的秘密提供了支持。意识形态的成因最终可追溯到经济生活，但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不仅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物质现实甚至是再生产物质现实，即使在经济事实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原有意识形态仍然能长期存在。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女性经济地位、法律地位的改变何以并未消除性别压迫，并未瓦解父权文化的社会影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从经济生活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性质，通过对教育、习俗、文学艺术的引导或控制，在社会中生产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群体也作用于个人，并不断地再生产与之相应的制度。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父权文化对性别化主体的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如何对劳动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模式进行再生产。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通常都强调性别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认为教育、文学、大众媒介是生产和再生产性别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秦美珠92－97)。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它通常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因此主体的意识并不一定与他的社会身份对应，正如卢卡契所揭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要通过主体的革命才能获得。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为何女性常常自觉服从父权文化甚至成为它的同盟，也启发女性主义发起“提升觉悟”(consciousness－raising)的政治文化实践，有意识地进行对女性的主体改造和对社会的文化改造。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全方位地触及了物质基础、制度事实、文化生产和主体的精神情感体验，并提出了解放的目标与设想。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同派别虽然各有侧重点，但基本上都认同父权制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并能有效适应不同经济制度，致使女性解放成为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因而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研究和批判也应该是整体性、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尤其重视揭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明确主张建立一种综合性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妇女状况，并立足于人类的全面解放来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为此，它广泛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分工、异化、资本、交换价值的理论，赋予其性别视角，用以分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如何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家庭意识形态来否认、剥夺女性劳动的交换价值，如何使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生育和家务劳动与公共领域的社会劳动一样沦为异化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吸纳，不是单方面借鉴，仅仅使女性主义理论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是暴露了原有批判理论的盲点，促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须发展性别视角。 在文艺观上，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具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学艺术隐含在美学之中的政治性，揭示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双重性，既可能维护和固化现实秩序，也可能导向对主体和世界的改造，这些基本原则几乎为所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接受。相对于对文化批评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文学理论的建构上着力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理和批评方法已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普遍运用。 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资本主义批判缺乏性别视角，但共有的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压迫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二者的互动和结合成为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的本质论、意识形态理论、资本主义批判、阶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方法论，不仅启发、支持了各女性主义流派对女性处境和父权制的判断，更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成。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都非常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当然，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更能见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互动，也更能见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和开放性，它开放理论边界，立足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经验并广泛纳入其他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正视不断变化、更趋复杂，且产生出更多内部差异性的资本主义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