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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直以来都主张，主体意识以及一切精神文化产品的产生都难以与社会性、物质性相剥离，对性别压迫的批判既要着眼于直接的物质层面，更要揭示文化、心理层面与物质层面的相关性。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或理论分支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分析方法是有变化的。“西马”文化生产理论模式的建构，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 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三个理论派别，彼此之间虽有差异和分歧，但并非各自为政，在理论上、议题上都常有交叉和重叠，有时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派别界限也非常模糊，比如朱丽特·米切尔、米歇尔·巴雷特，都既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代表，又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是随第二波女权运动和新左派批评而产生的，主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压迫来探求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更倚重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随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是对前者的发展和修正，主要强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同作用和相互支持，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视非经济性的压迫。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逐渐接纳了阿尔都塞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整合，更重视对物质现实、主体心理构成、话语系统的一体化的分析。英国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其代表人物如朱丽特·米切尔、米歇尔·巴雷特、科拉·卡普兰等，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家庭、性、生育、教育、文学等领域生产和再生产的。③在美国，阿利森·贾格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从社会劳动领域延伸、扩展到女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把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具体到性别关系的异化，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强调父权意识形态对从事文化生产的女性的异化及其危害性，进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知识论，建构一种立足女性立场的解释世界的系统理论(秦美珠150－58)。可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密切关联，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对这一关联中的主体性和话语性问题更为敏感。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提出，很快得到英美女性主义者的响应，主要特征是借鉴阿尔都塞的理论来说明性别是一个依赖一定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④但它最引人注目、最具理论意义的发展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接受了文化唯物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接受了福柯、拉康、克里斯蒂娃、拉克劳、墨菲等人具有后现代理论背景的话语理论的影响，提出从女性主义立场分析话语的物质性，建构话语的政治学。20世纪末以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成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力量。 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把这种统治扩展到非物质的生活领域，并借此巩固他们在物质上的统治，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洞见为起点，文化唯物主义从两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物质性。⑤一方面，话语的产生具有物质性，因而应从具体的话语范畴及其形成过程追索其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和相关的制度状况；另一方面，话语也能够产生具体的物质性效果，成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因而应分析话语如何作用于物质现实和制度体系，如何作用于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实际的物质境遇和社会境遇。这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推进到更具意识形态隐蔽性的领域，也试图针对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建立一种普适的、规范的分析方法。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即有意提供这样一个范本来证实“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导言”18)。其实，在威廉斯之前，女性主义对“女性”等范畴的分析和质疑就实现了对词义及其形成过程、实际影响的意识形态批评，但后来在文化生产理论的影响下明确提出建立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才具有了理论的自觉。性别作为一种制度建构，一个社会范畴，必然要进入公共的表述系统，必然会使众多看似相去甚远的概念、词汇产生意义的相互勾连，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致力于揭示其中的权力操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则不仅着眼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更强调话语、物质基础、权力三者的关系，致力于以话语范畴为对象，对性别压迫现象进行总体性社会分析。在这样的视野下，不仅性别话语的物质基础和经济驱动被揭示出来，性别话语以纯粹文化形态对经济目的的遮蔽，对性别区分之强制性的掩饰，也随之昭然若揭。 美国的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明确从理论上提倡建立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英国的唐娜·兰德里(Donna Landry)和杰拉德·麦克林(Gerald MacLean)在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系统研究中也指出，对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人工产品如文本、话语、学术体制、身份政治等进行批判性阅读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方向，意识形态批评不应仅限于文学领域(秦美珠182－97)。的确，19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话语分析实践逐渐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展开。⑥同时，文学批评也被整合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分析之中，尤其是研究差异性妇女的理论家，更倾向于考察文学话语和其他社会话语不可剥离的关联，如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塔尼·白露(Tani E. Barlow)通过对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与“妇女”这两个范畴的考察，分析了现代中国对不同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是如何作用于妇女解放和两性关系的。⑦卷入女性主义话语政治学的理论家，并不一定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的吸收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运用，已使他们实质上参与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学术话语。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倡导的话语政治学，消除了性别分析中物质实践与文化生产的二元论，也消除了性别话语与非性别话语之间的绝对界限，揭示父权制社会中的一切话语都不是无性别的，因而性别区分实际上已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建构的一个基础部分。可以看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使话语理论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重要方式。但在具体批评方法上，话语理论采取的批判性阅读，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批评的沿用和发展。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把政治实践的重点转向文化，文学批评到20世纪70、80年代已发展成为女性主义实行意识形态批评的核心领域，文学理论也因而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主要力量；话语政治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文学理论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已经把意识形态批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社会文化的一切人工产品，并把文学也视为一种文化生产，这是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深入、走向多学科和跨文化的结果，也是“西马”文化生产理论影响女性主义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