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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底蕴的发掘 人之情性是社会生活的潜在情绪，也是个人生活的内在主导。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是人性造就社会，还是社会塑造人格；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命运约制性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哲学上一直争论不休，在生活中也是各有呈现。这些都引起了作家们经由自己的体察与体味，去发抒自己的洞见，探知其中的究竟。 于是，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有关人性底蕴的文学探寻与美学叩问的作品不仅纷至沓来，而且弥布于那些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的书写之中，这使2013年的长篇小说充满了一种异常浓郁的人性关怀与人道情怀。 艾伟的《盛夏》以“眼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为背景，小晖的男友丁家明因一次车祸瘫痪，小晖无意间在律师柯译予的微博上发现他就是车祸的肇事者，并就此开始接近对方，探悉真相。作者所在意的是现实事件背后人们的态度表现和情感反应，以及他们在和复杂的时代相纠缠时的欲望、恐惧与挣扎。作品在不长的篇幅中写出了时代的复杂和人性的复杂，而且在每位人物的心灵里都留有善的一席之地，使得没有坏人的人生悲剧更加意味深长。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在一桩蹊跷的案件中，循序探悉出隐藏在其中的人性病灶与社会问题。上岭村的“流氓无产者”韦三得吊死在村口的榕树上，初步判断是他杀后，逐渐揭示出惊人的内幕，这个韦三得整日在村里幽灵般地游荡，村里留守的成年女性几乎都被他先后占有。但所有与韦三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人，不但不恨他，反而还念叨他的好：如教女人们识字，把有病的女人送医院等等。作品由此提出问题：一是不能简单地以男女关系判定韦三得就是坏人，二是韦三得的被杀实际上是乡村空心化引发出来的悲剧。作品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了远比故事更加复杂的现实与人性的内涵。 韩少功的《日夜书》描述了同为知青出身却又命运迥异的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各式人生，在不同类型的知青的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知青在集体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如果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 在以文学的方式触摸人性上，王华的《花河》称得上是2013年为数不多的小说力作之一。作品主要是写白芍和红杏两姐妹的人生转承，并由此串结起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女性的命运等，如花团锦簇，绰约多姿。作品里的白芍善于施展女性的魅力，赢得了身份与地位的改变，但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好容易从佃户女儿当上了地主儿媳，但解放之后成为了地主婆；想办法勾搭上“文革”红人王虫，不料“文革”后，王虫犯事又成了犯人。努力一辈子、算计一辈子的白芍，最终发现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我可以操纵的。白芍这个人物形象非常特别，可进入当代文学女性人物形象的画廊。 在透视人性这一方面卓具特色的，不只体现于现实题材的小说写作，还表现在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如阿寅的《土司和他的子孙们》、高建群的《统万城》等。《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积石山为背景，以富有诗意的笔触、时空交错的手法，描写了锁南普土司及其后代的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小说的难能之处在于，充分运用傻子的叙事角度，写出了痴狂、疯癫又大智若愚的主人公世文。《统万城》主线是写匈奴末代大单于赫连勃勃的一生征战，副线是写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的终生传教。两个传奇合而为一，构成了作品的武略与文韬两雄并峙的双曲合唱。小说刻意将两个并无交集的伟人的传奇故事并置一书，以超常的想象力，再现了他们各自非凡的人生经历和人性光辉，而且用以文立碑的方式，为匈奴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的消失，吟唱了一曲悠远又雄健的挽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