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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点聚焦的角度来看，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似乎波澜不惊，状态平平。但进入到具体文本的阅读与翻检，则会发现平流缓进的文学潮动中不时浮现出新变的微澜，琳琅满目的作品中不乏一些撩人眼目的亮点。据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获得的数字显示，2013年度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总计4790多部。这个数字既包括了少量港台作家的长篇作品，又包括了大量的网络小说转化的纸质产品。去除这些作品之后，属于严肃文学的原创长篇作品大约在1500部左右。这样的作品总量，显示了严肃文学长篇小说的平均年产稳中有升的基本状况。 在长篇小说年复一年的持续演进中，每个年头都有各自的特色，2013年长篇小说各式各样的题材中，直面当下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这种不约而同的艺术追求，使得2013年的长篇小说内蕴营构上更具现实性，形式表现上更有故事性。这种现象也可解读为：作家们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既高度注重时代的深层变异，感应生活的脉动，以使作品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力求更多的读者喜闻乐见，以使作品更具辐射力。这一切，都可进而概括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写作，越来越成为呼应着时代节奏的文学变奏。 世态变异的寻脉 社会生活的演变，常常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因而，伴随着时世不断变迁的，一定是世态的悄然变异。这种“进行时”的流动性与相关性构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正是现实题材写作不好把握的难题所在。 然而，面对这样的难题，贾平凹等作家以他们锐意出新的作品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他们的写作不仅对准变动不居的当下现实，而且越过喧嚣热闹的表面景象，透视生活变动中的世态变异，从而在引人注目的现实故事之中，生发出发人深省的人文性意蕴。《带灯》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作品通过她义无反顾又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疏导措施。作品在错综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中名叫带灯的弱女子以微弱之光照亮了弱势群体，体现了底层干部身上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贾平凹之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错彩镂金。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陆涛的《脸皮》由一个文化人从商界回归学界的种种遭际出发，生动地描写了一所民办大学自主招生、创办模特专业等系列事件，描写了置身其中的学子与学人的向往与失望、追求与迷茫，更从民办大学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反思了当下教育领域中的急功近利和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夸多斗靡。作者用亦庄亦谐的叙事文笔，负载欲泣欲诉的沉重主题。如文中议论房价疯涨时，作者这样说到：“在北京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农民种三亩地纯收入四百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当然还不能碰上灾年；工人一千五百的月薪需要从鸦片战争干到现在……”这样看似玩笑的算账，揭示出来的现实荒诞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王蒙的《这边风景》和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书写的并非当下的社会生活，却都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再现了历史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种种特异世情与风情，都是具有一定史料性意义的独特小说文本。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作品既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又忠实地还原了“社教”在新疆民族地区深入进行的历史图景。这样两种真实，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多重的意义，它既使王蒙的创作轨迹因弥补了“文革”的缺环而更加完整，也使萧瑟、稀薄的“文革”文学因此增添了一个颇为厚重的写作样本。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主要描写作者1926年到1937年前后在朱雀城所经历的故事，小说在看似随意的笔法里，取材严谨、细节密实，以日常化的生活细节素描各类人物，表现人生百态，饱带湘西语言风格和卓具湘西风土人情的故事，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和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