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89.00元 仅看书名就充满悬念：既是“盟友”，又何以剑拔弩张？ 近百年间，中国有过两次极为密切的同盟国关系：一次是1940年代的中美关系；一次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两次同盟关系都对中国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齐锡生先生的新著，专门研究1940年代的中美同盟关系。这次同盟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结局，也间接影响了稍后国共内战的胜负。数十年来，西方学界对相关历史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作品，而且形成了高度“共识”。齐锡生先生敢于“旧题新做”，并取得颠覆式的突破，首先缘于西方学界的研究，多建立在单一的英文史料基础上，未能很好利用中文史料，而且偏重美国对华政策，很少讨论中国的对美政策。数年前，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缘。作为国际知名的华裔中国近代史专家，作者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与语言基础，得以将双方丰富的第一手史料，细致查证梳理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中美高层当事人的所思所为以及互动关系，予以全面性的“还原”。如同一盘棋局，过去的镜头只对着其中的一方，而齐锡生先生的新著，则让我们看到了双方对弈的全局。事实上，即使是针对同一件事情，盟邦两方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和考量，以及不同的假设和推理，过去的研究者只依据单方的说词，所下的判断和推论难免偏颇；而齐锡生先生尽量兼听双方，对两国关系所作的描述与分析比较完整而全面，结论也更令人信服。 双赢的结局 八年抗战，可以1941年底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中国单独对日作战，后期则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以中日国力之悬殊，能坚持抗战达四年之久，不降不和，已是一个奇迹。蒋介石不曾奢望以中国自身的力量打败日本，其战略只有运用中国辽阔的疆土，以空间换时间，“苦撑待变”。蒋介石日记显示，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期盼的是日本和苏联打起来，不断地预期日苏即将开战，并做好了日苏开战后中国如何应对的准备。在蒋看来，只有苏联参战才能真正伤害到日本，才能直接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也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蒋所期盼的日苏开战迟迟不见动静，而日美之间却率先开火。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使中美两国突然成为同盟国。这无疑是一个大变局。 对中国而言，和西方强国建立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在历史上还是首次。而且中国加入同盟国后，立即被提升为世界“四强”之一，堪称是1840年以来中国外交的重要里程碑。而且也意味着战胜日本不仅具有可能性，甚至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后观之，中美同盟对中国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齐锡生先生认为，中国参加同盟国，可说是自明清两朝以来处理对外关系所遭遇的最好机缘；中国从中美同盟中的获益，远超过了几代中国人的想象。 对美国来说，主动将中国拉入“四强”，既可让中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并可暗地牵制英苏两国，加强美国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后腿，美国可以从容执行它的先欧后亚战略。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从未向中国战区派遣过一个作战师，主要依靠中国军队牵制日本。中国作为盟邦，不管军事效率如何低劣，至少可以让美国的全球战略获得机会，使美国争取到几年时间，从容准备它对日本的全力进攻。设若中国抗战早就终止，日本不仅可以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也可以把将近100万士兵调离亚洲大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势必面对日本的强大攻势，也势必付出更高昂的战争成本。应该说，在中美同盟关系中，双方都是受益者，并非一方施舍另一方受惠。虽然同盟关系对于两个国家的意义不尽相同，但从最终战胜日本的结局看，中美两国都达成了各自的目标和愿望。这是齐锡生先生对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军事合作关系所作的基调性评价。 不对等的心态 然而，在这场具有双赢结局的同盟关系中，两国的实际互动过程，却又是连绵不断的摩擦、争议与冲突。齐锡生先生以“剑拔弩张”、“灾难重重”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以七十万多字的篇幅来细致勾勒这一过程，将双方复杂纠结的内情予以条分缕析。 国际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战时中美关系名义上是平等的盟友，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强国和超级弱国之间的伙伴关系。齐先生认为，双方国力与文化的巨大差距，以及与之相随的不同心态与运作方式，是产生冲突的基本背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政治最民主、经济最发达的西方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弱国，两国虽结为盟友，其实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中国的“四强”地位是虚幻的，是美国一手扶植的，因此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难免居高临下，难免以强凌弱，难免要求中国言听计从。可以说，既是美国一手提升中国为世界“四强”，同时也最无情地暴露中国作为“四强”的虚幻。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和种族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轻侮心态不可能突然改变。一般美国民众把战时中美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领导与服从的关系。美国领袖甚至下意识地根据他们在菲律宾的殖民经验，以为中国与菲律宾同为亚洲国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对中国而言，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甚至被视为唯一的同盟国；而对美国来说，中美同盟关系只是其全球众多盟友关系中的一环，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环。从其全球战略着眼，美国人认为先打德国再打日本是天经地义的。这一战略自然降低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美国无意增加援助以大幅提升中国战场的战斗力，只希望以最小的物资投入以维持中国继续对日作战的局面。事实上，美国在中国战区所作出的投资，相比全球其他战场可谓微不足道。在1942－1943年两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仅占美国租借法案总支出的千分之四。站在中国的立场，无疑希望美国采取先亚后欧，至少欧亚并重的战略，而且对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美国对中国战场的轻忽和对华援助的吝啬难免让中国政府感到失望。更令中国当局不满的，是美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蒋介石虽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列为世界“四强”名不符实，但非常期望同盟国以“平等”和“公道正义”相待。当他发现，英美其实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和次等盟邦时，他极为愤恨，认为是一种无法容忍的白种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是，向来以自我为中心和习惯于居高临下的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很少有人体察和顾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蒋介石个人的自尊心态。而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也同样漠视了中国方面的看法和感受。 不同层级的外交运作 国际关系必须依靠具体的人来运作。国际关系的融洽与否，与主持和参与运作的人密切相关。中美战时关系，主要是一种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也因此由军人主宰。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处理对华事务，分别由军部（国防部）、国务院（外交部）和财政部各司其职，最后必要时才由总统裁决。其中对中国事务最了解的官员多半集中在国务院，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务院在对华决策中被排挤到边缘，军方很快成为主导对华政策的关键部门。军方参与决策的关键人物主要有三：国防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驻华美军代表史迪威。珍珠港事变开始，所有与中国战争有关的事务都由他们定夺。其中史迪威又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马歇尔依赖史迪威作为他对华讯息的唯一来源和对华决策的依据。马歇尔承担的全球性事务过于繁重，对中国问题经常无暇顾及，其身边又无其他熟悉中国事务的专家幕僚，于是将一切有关中国战区的事务全权信托史迪威，并将史迪威的报告和建议直接转送参谋长联席会和总统作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素材。据齐锡生先生的考察，总统罗斯福的对华文稿是马歇尔拟的，而马歇尔的文稿又是摘自史迪威的电报。史迪威也就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始设计人。中国的需要和中国的问题全由史迪威陈述和传达。总统罗斯福日理万机，在他需要处理的众多全球性事务中，中国事务并非要务，难免轻忽，或只能偶尔与闻。这样一来，史迪威也就成为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中国则不同，所有党国大计均由蒋介石一人乾纲独断。蒋的个性，事无巨细，喜欢亲力亲为。从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出，他多数情况下是“独思时局”，很少与党国元老、幕僚商议问计，自称以“以一人敌一国”，常规的政府机构往往有职无权，组织制度不能有效运作。对美外交一类大事，更由他径自独裁，他人很难置喙。这意味着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分别由不同层级所决定，也意味着这一期间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互动。 不同的角色认同 珍珠港事变不久，蒋介石预期各同盟国军队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就邀请美国选派一位高阶军官来中国战区，以联军参谋长的身份，协调各同盟国派驻在中国战区的军队。而美国军部则提出，这个军官同时兼作美国军队的驻华代表，指挥所有驻华美军，并主导与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有关的一切事务。在蒋介石的设想中，他自兼中国战区总司令，作为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毫无疑问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但美国军部的安排，则因“一身二任”而导致职位重叠与权力冲突。作为联军参谋长，必须服从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命令；而作为美军的驻华代表，又必须服从美国军部的命令。这意味着这位美国军官会面临选择效忠对象时，落入左右为难的困境，进而影响中美两国的同盟关系。 实际上，美国军部任命史迪威担任这一角色后，史迪威完全成了美国军部对华政策的执行人、美国在华的最高军事代表，而对蒋介石所认同的联军参谋长一职则漫不经心。不仅如此，当时美国政府高层几乎一致认为，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肯定会比由中国军官指挥更为有效，中国方面必定会愿意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这位美国军官，所以史迪威上任后，即着手争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这注定将招致与蒋介石之间的军事权力冲突，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迅速恶化。因为蒋介石所赋予史迪威的角色，不过是一个外国军事顾问，希望他能为中国争取到大量物质援助。而上任后的史迪威却声称，他可以自由裁量是否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以及是否要将美国的租借物资交给中国。当蒋介石发现，史迪威有意要做中国战区的太上皇，直至接管中国的全部军队时，蒋介石自然无法容忍。 独特的个性特质 国际关系最终落实为一种人际关系，双方主导人物的个性特质也势必影响两国关系的运作。史迪威与蒋介石，同为军人，恰恰又都具有非常个性特质。齐锡生先生对史、蒋两人的独特性格作风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与细致入微的剖析。 珍珠港事变以前，史迪威在中国前后约有十年的工作经验，被认为是美国陆军中最了解中国军事事务的军官，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智慧，缺乏细腻灵活的外交手腕，不懂审时度势，难以担当军事与外交的双重任务。在史迪威看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应该果断而无情地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就范，以达成美国的目标。他对中国政府及蒋介石的评价极低，一是认为中国政府不可信赖；二是认为蒋介石的人格、个性和品质，都值得质疑，认为蒋介石是美国帮助中国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物，改善中国局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更换甚至谋杀蒋介石。与蒋介石打交道时，史迪威惯以居高临下的状态，不自主地流露出自己智慧和教育上的优越感，认为蒋介石大部分的军事意见浅薄可笑，并肆无忌惮地加以嘲弄和轻侮。 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对民族歧视和有损其个人尊严的言行极为敏锐。最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显示，蒋在描述战时与英美盟邦关系的感受时，最常使用“失望”、“愤怒”、“侮辱”、“歧视”、“欺骗”一类极富感情色彩的字眼。齐锡生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情结贯穿战时中美同盟关系，并成为困扰中美关系的一条主轴，而这种感情层次上的纠结，在战时英美关系和苏美关系中均极为少见，唯独在中美关系中存在。 笔者在阅读齐著的过程中，深感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紧张关系，与北伐时期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紧张关系，几乎如出一辙。蒋介石最不能容忍一位外国太上皇来对他发号施令。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蒋介石的个性中，具有强烈的“反上”情结，从来不能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早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自称“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辞职独行”，总认为上司对他信任不专。孙中山也莫奈之何。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1931年的“汤山事件”，前者针对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者针对立法院长胡汉民，两次均与其不受制约和牵制的个性有直接的关系。 读完全书，感觉齐锡生先生用“剑拔弩张”来形容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同盟关系，略有“夸大”之嫌，也许用来形容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更为贴切。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蒋介石与罗斯福的关系就比较融洽。继史迪威之后的魏特迈也大大改善了与蒋介石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