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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张欣《终极底牌》、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路内《天使堕落在哪里》、弋舟的《蝌蚪》、张浩文的《绝秦书》、钟平的《塬上》等，都是引起了一定反响的作品。 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余华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将新作归源于“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贾平凹更是“50后”的“发言人”，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消费时代的当下一种亟须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这一点很突出，但尚未得到批评界和文学研究界相应的正视。 直面时代的勇气和思想艺术能力不逮的问题同时存在。一些长篇小说通过增强新闻性元素来“亲近”社会热点话题，却并未奏效，反而引发了对小说表现当下现实能力的质疑 早有人指出，目前中国作家里少有人敢于正面直视和试图解释这个巨大、奇特、复杂、纠缠、难以理出头绪的时代，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把握和读解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而像贾平凹、刘震云等人，却能迎难而上，只是像《带灯》中细节化、细碎化的叙述方式，已使很多读者出现阅读障碍。一方面是人们对文学的常规节奏失去耐心，一方面是文学必须寻求能吸引今天读者的新的节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