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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并非是说不读《三百篇》，连话都不会说，而是无法掌握说话的艺术。孔子随后又说：“不学礼，无以立。”所谓“礼”，乃指“名”，即“分”。孔子的“礼”――按现在的术语――是极为“形式主义”或“唯名论”的。这在说话方式上就要求得体、合乎身份和分寸、意近而词远或词近而意远，非学《三百篇》难期其成，因《三百篇》当时乃语言技巧的总汇，“六艺”毕焉。 许慎《说文解字》解“怨”字云：“从心，?声。”?声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云：“凡?声、宛声字皆取委曲意。”委曲者，不直也。 对孔子“诗可以怨”之“怨”，郑玄注曰：“怨刺上政。”但孔子并没说“怨刺上政”，单说“可以怨”，而“可以怨”之后紧接“迩之事父”，然后才是“远之事君”，且“迩”、“远”只是统指，一“迩”一“远”之间，还有不迩不远的“乡邻”、“地方官吏”等。《漱芳轩合纂四书体注》就此注云：“‘远’、‘近’两字论类无所不包，两‘之’字甚活，不粘煞君父。” 《论语正义》曰：“郑注云：‘怨谓刺上政。’此伪孔所本。《广雅释诂》曰：‘讥谏，怨也。’‘谏’、‘刺’同。凡君亲有过，谏之不从，不能无怨，孟子所谓‘亲亲之义’也。然必知‘比’、‘兴’之道，引譬连类而不伤于径直，故言易入而过可改也。”正如孔子“诗可以怨”之“怨”不是指一种怨怒的情绪，而是一种委婉劝人改过的方式，其“诗可以兴”之“兴”也不是指作为一种作诗技巧的“兴”（引譬连类，或朱熹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而是作为一种“引譬连类”的隐喻式思维方式的“兴”。 尽管孔子是《三百篇》的删订者，但对于《三百篇》的那些无名无姓的不可考的作者们的写作动机和所欲表达的情绪，则持一种不可知的态度。他只是把一首首诗当做一个个隐喻，绝不会像后人那样断定其“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虽颂皆刺也”（此句似欠通顺，应为“虽颂亦刺也”），因为这等于把阐释者置于了诗作者的“内部”，似乎他能洞悉诗作者的“意图”，如此一来，就把对诗的阐释的多种可能性缩减为一种，即诗作者的“主观意图”，使诗完全失去隐喻性，无以“兴”了。 孔子只说“诗”，即一个已存在的“文本”，而不涉及“诗作者”，这本身就排除了诗作者的“主观意图”。这样，他就把对诗的意义阐释从后人臆断出来的所谓诗作者的“主观意图”中解放出来，交给了读者。这也是他首言“诗，可以兴”、再言“可以怨”的原因。套用西方当代文论术语，他的诗论更接近“读者反应”理论，即一首诗在读者那里引发的反应，诗的意义产生于读者的解释过程之中。对孔子来说，诗是多义的，是能引发诸多联想的，即是隐喻性的。只有这样，“诗”才会变成一个可以延伸的联想和阐释的空间――尽管这种阐释并非完全随心所欲，因为“兴”（引譬连类）基于一个给定的隐喻，如一首诗。 如果“怨”被等同于诗作者的“哀怨”，则“诗”并非表达“怨”的唯一方式。其他形式――如谏书之类――何尝不“可以怨”？但孔子的“诗，可以怨”，其中“诗”字实是一个前置名词，若进行语法还原，则“诗”应在“以”字之后。“可以”并非一个词。全局可读为“（可）以诗怨”，即可借助“诗”的隐喻形式来进行规劝，而非直言其事。正因为“怨”并非一种哀怨的情绪，而是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它就与“诗”这种隐喻-联想的形式息息相关了。 但如上文所说，劝说的对象不一定是“君亲”。《论语・阳货》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句之后，紧接的那一句也谈到了《三百篇》。可惜，诸多解家未能将此句与前句对读，而此句恰恰是孔子本人对“诗可以怨”的一次运用，可视为其门徒（辑录语录者）对其“诗可以怨”一说添加的一个例说。该句如下：“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周南》、《召南》大多为抒写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的诗篇，如列于《三百篇》之首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又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既然“怨”乃指一种劝人改过的方式，就一定有其所针对的特定的人和事。《论语正义》对此也作了类似推测：“时或伯鱼授室，故夫子特举《二南》以训之也欤？” 不过，孔子此语可能并非说在其为伯鱼授室（授室，即“为子娶妻”）之时，而是伯鱼久不得子之时。孔子十九岁即被授室，二十一岁即得子孔鲤（伯鱼），此后无子。孔子删订《诗》，以此作为门徒的读物，是在“自卫返鲁”之后，即六十八岁之后，当时伯鱼至少已四十七岁，想必孔子早已为之授室。然伯鱼年及半百，却膝下萧索，使视“无后”为“大过”的孔子相当不满。但孔子并不直言其事，而是劝伯鱼读《二南》，使之“引譬连类”而知男女之事、家庭之义，好使孔家“其叶蓁蓁”。伯鱼活了五十一岁，其子孔?（子思）乃其遗腹子。由此可知，他年过半百还无后。为子授室，乃父之责，子无后，乃子之过，故夫子特举《二南》以委婉训导之。对孔子而言，是“诗可以怨”，对伯鱼来说，则是“诗可以兴”。 钱先生认为孔子“诗可以怨”乃言“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就把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的“怨”混同于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怨”，而两者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大有区别，不可互证互释，用比较文学的术语说，是“无可比性”：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怨”要求不直说其事，即不能表达“怨”的情绪，而是借助隐喻性的“诗”来引发对方的联想。这才能体现孔子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释曰：“《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