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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先生深谙文章之道。在一大段谦逊而又幽默的开场白之后，他写道：“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版。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做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他举的头一个例子是孔子的一句语录，并由此向下延伸：“《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忘国之音哀以思’，没有偏重或倾向哪一种‘声音’。《汉书・艺文志》中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折磨的倒霉人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叹息或呼喊了，陈子龙曾引用‘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那句话，为它阐明了一下：‘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颂扬过去正表示对现在不满，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 随后，钱先生继续于古文献中随手拾取“诗可以怨”的例证，诸如“不得其平则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等等，并征用他广博的西方文史知识，从德、法、英、意诸国文学史中撷取类似表述，与中国文论的说法相互阐释，如格里巴泽尔说诗好比害病不做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层的痛苦的流露；某某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某某说“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某某说“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称赏尼采而不赞成弗洛伊德的克罗采也承认诗是“不如意事”的产物，而佩服弗洛伊德的文笔的瑞士博学者墨希格甚至写了一大本《悲剧观的文学史》，证明诗常是隐蔽着的苦恼，等等。 在周游列国文论后，钱先生又回到前文：“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中，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诗可以怨’也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而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