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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痕文学”之争时，钱先生一直保持旁观者的沉默。或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给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惊弓之鸟般的警觉也使他不愿对当代事件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尽管文革初期他本人在“五七”干校当过锅炉工兼邮件收发员，家庭也曾遭受不幸，但他就像一个饱经沧桑而欲说还休的老人――的确，这一年，他已年入古稀――并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苦难史。 钱先生认为孔子“诗可以怨”乃言“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就把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的“怨”混同于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怨”，而两者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大有区别，不可互证互释。 1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登出一篇题为《伤痕》（卢新华作）的短篇小说，在文坛引发了一场已酝酿多日的大争论。争论迅速由文学界波及更大范围的人群，到次年秋，这场全国性大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其实，自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刊出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以来，后来被命名为“伤痕文学”的一批短篇小说已陆续见诸报刊，早已引起纷议。赞同者认为这些作品以个人不幸的经历为蓝本，辅之以凄苦的笔墨，诉说着十年文革给人造成的“精神的内伤”，而怨诉能起到舒缓和治疗的功效。另一些评论家则持异议，认为文学不应成为个人哀怨的发泄。 《文汇报》及时推出的这篇直接以“伤痕”为题的小说，为这场争论的全国化提供了一个机会。据称该小说最能反映文革给人造成的“思想内伤的严重性”。但大争论随后就走向“文学的功能”这个基本问题。“伤痕文学”的赞同者认为，文学不能像文革文学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宣传的工具，而应反映人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而文革时代的生活和情感此时被认为是异化的，于是乎，文学的功能就是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活和情感的伤疤一一揭开。1979年1月《戏剧艺术》发表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和4月《上海文学》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算得上是“为文学松绑”的最理论化的表述。 另一方面，官方机构也对“伤痕文学”予以鼓励。尽管《班主任》和《伤痕》在文学上显得粗糙，但同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实际上，当时刊发“伤痕文学”的也主要是官方大报大刊，且集中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政治灵敏之地。以当时情势，如果能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文革时期的扭曲生活，对其进行控诉，进而在国民内心掀起一场群体怨诉的情感狂澜，就可结束文革，并顺利地将那两个被指认为十年浩劫的制造者的罪魁――当时尚被羁押在看守所里的两个反革命集团――送上审判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