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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暂且将情感弥漫的1977年到1980年放在一边，而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一下“诗可以怨”这句短语――即它分别出现在《论语・阳货》和《诗可以怨》里的意思。 《诗可以怨》谈及“诗可以怨”的出处，仅一行字：“《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补充道：“‘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为论述方便，兹引《论语・阳货》所辑孔子全句：“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依中华书局1990年版“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的新式标点。不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句与前句句意脱节，且有“陡降”之势，可能非孔子同时所说而为门徒辑录时添于其后，或因口语本身就不连贯，故应以句号分开。岳麓版《四书集注》正是如此。） 显然，钱先生将孔子的“诗可以怨”的“怨”理解成“哀怨”的“怨”了――文中还有大量同义词或近义词，如“发愤”、“绝望”、“忧伤”、“苦恼”、“郁结”、“痛苦”、“穷苦”等。总之，对他来说，孔子“诗可以怨”的“怨”乃指诗人内心所感到的一种痛苦的或不幸的状态，而这种痛苦状态对文学创作来说并非不幸。 不过，孔子本人并没有说“怨”可造就诗，更别说好诗了。他只说“诗可以怨”。如果，如钱先生所说，“怨”是指诗人所表达的一种“哀怨”的情绪，则诗人的情绪不只“哀怨”一途，为何孔子不列举其他，如欢愉之情？《三百篇》不乏欢娱之诗，如《邶风・静女》之类。 孔子希望他的门徒（“小子”）“学夫诗”。此“学”非“习”，乃“读”、“研究”、“研读”之意，而非“实践”之意。此种词义差别，正与孔子“学而时习之”之“学”与“习”同。“夫诗”之“夫”，若理解为语助，只起音节作用，则“诗”泛指一切诗；若理解为定冠词，则指孔子本人所删订之《三百篇》。话说回来，孔子谈到“诗”，每每指《三百篇》，故岳麓版《四书集注》一律给此句之“诗”字标以书名号。 不管怎样，孔子此语都不是希望他的门徒去创作诗（习诗），而是希望他们研究已有之诗（学诗），如《三百篇》。正因如此，才有前文之“诗，可以观”，后文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观者”并非诗作者本人，而是诗读者，他从诗中“观”出种种景象，并通过认识诗中的动物和植物的名称而增长见识（《三百篇》的“鸟兽草木之名”可谓多矣），而不是自己为了写诗而跑到郊野去认识“鸟兽草木”之实物。连孔子本人都“五?不分”，受到隐者的嘲笑。 既然是“学诗”，而非“习诗”，那孔子显然不是从“创作论”或“诗人论”的角度谈诗的，谈的不是诗艺，而是诗教，即诗研究带来的种种益处。“怨”被列入其中，并非“末了一个”，因为至少最后还有一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重礼，主张“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决不希望看到门徒们心有郁结，更别说鼓励他们将这种“深层的痛苦”甚至“怨愤”发泄为诗了。而且，如果心存“怨愤”――假设这种怨愤针对的对象碰巧是“父”或“君”――又焉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既然孔子的“诗可以怨”基于“接受论”或“读者论”，而非“创作论”或“诗人论”，那就不是指一个人可以通过写“怨诗”来发泄内心痛苦，相反，指的是一种间接的委婉的劝人改过的方式，而这种间接的委婉的方式体现为对“隐喻”（亚里士多德云：“隐喻者，乃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也。”）或者说“诗”的征用――而且，所谓“诗”，也并非某人为此目的而特别创作的诗，而是《三百篇》之诗。钱先生将一句纯粹基于“读者论”的议论用作一篇以“作者论”为基调的文章的串绳了。 (责任编辑：admin) |